一直到1943年，「臺灣銀行」的國際化達到最高峰，除臺北總行外，在臺灣各地總共設有15個支店（分行），而在海外設立的分支機構則多達57家，單單在大陸就設有35個據點，其中最受人注目的就是位於現今上海外灘（The Bund）——中山東1路16號，目前是大陸招商銀行的外灘分行的舊址。這棟舊銀行大樓，建於1924年，是一幢帶有日本近代西洋風格的建築，現在已被大陸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兩岸在2009年底簽訂《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後，時任銀行董事長張秀蓮女士就表示希望：「有一天能買回這幢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大樓」。
臺灣銀行券與舊臺幣
臺灣【銀行券；Taiwanese Yen】最初的發行是仿照日本的《銀行券條例》採取「伸縮限制發行制（Elastic issue system）」，將通貨（貨幣）發行分成兩類：一為「現金準備發行制」，就是以金、銀等做為準備，可為同數額發行；二為「保證準備發行制」，係以證券、票據（政府公債）為準備，因此最初發行總額限定在500萬元（註九）。「伸縮發行制」的特色就是──鈔票的發行可隨經濟成長而不斷增加，並不受最高（發行）限額的限制。到1918年4月時，發行總額增加至2,000萬元，之後10多年的發行數額幾乎沒有變動。但為了籌募戰爭資金與購買戰爭物資，【銀行券；Taiwanese Yen】的發行總額，到1936年底時快速擴增至7,900多萬元。到1941年春時，由於日本的金銀......等現金準備都已因戰爭而消耗殆盡，於是日本政府將其本國與臺灣、朝鮮的通貨發行，全部改為「保證準備發行制」，由大藏大臣規定通貨發行額度──即在原有的金銀幣（塊）之現金準備之外，還將──日本銀行券、活期存款等都充為現今準備，此後貨幣發行數量便快速增加（註十）。再加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期，臺灣銀行不斷的奉令承購巨額日本政府發行之各類公債，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銀行券】總發行額已經超過14億元，是1936年時發行數量的17倍之多（註十一），而臺灣社會整體的物價指數則是足足上漲了236倍之多。最高面額的【銀行券】是在1945年夏天發行的－－武尊千元券。由於日本總督府所發行的【銀行券】實際上並未準備足夠的發行準備金，除了少數黃金（古日本金幣）之外（有些資料指出只有1,600餘錢黃金，註十二），絕大多數是日本政府所發行的各種不值錢的「國債」（註十三），要不是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之下，其實已經爆發通貨膨脹了。然而到了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10月，國府正式接收臺灣時，【銀行券】的發行總額更膨脹到28億9,700萬元，短短的兩個多月內爆增了15億多元，不但比前一年同期增加3.39倍之多，也較3個月前激增1.07倍。一下子增加這麼多的鈔票在臺灣流通，不引起惡性通貨膨脹才怪。但這些錢是從哪裏來的呢？日據末期曾擔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的鹽見俊二（1907～1980）在他日記－－《秘錄終戰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戰日記（《秘錄終戰前後的臺灣》／中文版由臺北文英堂翻譯出版）》的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9月9日中有這樣的記載：「......我去臺灣，是通過『終戰聯絡事務所』的，因為臺灣通貨膨脹導致臺灣銀行券不足，恰有滿載大藏省日本銀行紙幣飛臺灣的飛機（水上飛機），我在美國佔領軍的許可下，順便搭這飛機回臺灣」，鹽見俊二在日記當中也特別指出：「由於載運的鈔票數量之多，他在飛機上不但沒有座位，還必須整個人坐趴在這些鈔票上，一路顛簸飛到臺灣」（註十四）。對於這段敘述，有學者直指鹽見當時其實就是在美軍（麥帥）的許可下，負責押運就臺灣銀行券而來臺灣的，根本不是順道來臺，因為這筆錢最後大多落入當時還留在臺灣的日本人與部分相關人的口袋當中，包含了——日據時代末期在臺日本公務人員至隔年3月的薪水及退休金（註十五），以及一小部份戰爭末期為日軍建造要塞工人的薪水與獎金，另外還包含其他必要撥付的各種作業費用，最可惡的是，由於作業匆促，這些分別在臺灣與日本兩地印製的千元面額銀行券，根本沒有印製券鈔編號，只由臺灣銀行加蓋戳記背書就直接發行。但不管如何，鹽見的記載說明了，一直到國府接收臺灣之後，日本在麥克阿瑟將軍的默許之下，還源源不斷的從日本運來大批的紙鈔到臺灣，而這些超額貨幣卻只發放給佔當時臺灣總人口1／10的在臺日本人及少數關係人，不但偏頗而且對於臺灣的金融環境來看，這其實是個相當具有危險的作法。再加上日後遣返這些日本人時，國府給予這些人比滯留大陸的日本人有更大的優惠措施，像是——允許他們拍賣自有財產、可以等值換匯......等，但當時有謠傳說日本人回國時只能帶1,000元，因此促使許多日本人在臺灣出現自暴自棄式的胡亂消費，隨意且大量的消費臺灣物資，不但造成市面上物資出現短缺現象，【銀行券】的發行總額更是快速爆增到34億4,370餘萬元。就因為深知日本統治者在臺灣這段時間的種種惡行，一直停留在臺灣的鹽見俊二在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1月17日，即陳儀抵臺才兩個月，就曾公開預言：「糧食不足狀態可決定臺灣今後數年之命運，也可能發生將決定在臺日本人命運的重大事態。治安混亂乃起因於糧食不足」、「今後的治安混亂將是非常可怕的」、「中國的警察力尚未能防止如此事態之發生」。一年後發生了「二二八事變」，這或許不能說鹽見的有先見之明，因為他知道日本政府也是其中的共犯結構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