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壓的範圍超出了科技行業。7月公佈的限制校外培訓行業的新政瞬間顛覆了千億元市值、從業者超過1000萬人的民營教培行業；對房地產開放商借款額度的規定令房地產巨頭恆大陷入危機，更多開發商面臨債務違約的風險。
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處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日益市場化的經濟之間的尷尬地帶。民營企業比國企更有生產力，貢獻了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人數，吸引了大量外國資本。
在技術的推動下，民營企業往往走在創新的前列。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和騰訊旗下的「微信支付」佔據了中國市場超過90%的移動支付市場份額，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佔據了打車市場90%的份額。
然而，這些民營企業的規模和影響力與日俱增，正在挑戰中國政府的控制範圍。
艾西亞表示，這些民營科技企業掌握了大量消費者數據，而政府將數據視為一種重要資源，是控制各行各業和了解其國民想法的重要渠道。
她說：「盡可能多地汲取信息，了解人們真正想要什麼，他們的恐懼是什麼，他們的偏好是什麼，這是非常重要的。」
6月底，「滴滴出行」在美國低調上市，但上市後不到48小時，中國監管部門就宣布以「嚴重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問題」對該公司實施「網絡安全審查」，讓滴滴停止接受新用戶註冊，並要求該公司部分應用下架。
在這不久後，中國網信辦出台準則，以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為由，要求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中國運營者赴外國上市時，必須獲得官方批准。
中國政府正採取更多措施將數據國有化。北京在今年9月和11月分別實施了《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要求任何組織盡量減少收集個人數據，但給予政府對數據的廣泛訪問權限。
分析認為，監管部門對民營企業的打擊部分還出於對發展不同類型技術的渴望，他們希望私營部門的創新能夠與北京長期的政治經濟發展目標保持一致。
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全球技術政策專家特廖洛（Paul Triolo）表示，中國政府希望科技企業將重點轉向半導體和新能源等硬技術，而不是目前以消費者為中心，以最大盈利為目的的技術。
他說：「黨和政府似乎願意，比如說，忍受這些公司在這個過程中失去相當數量的市值，以便以有利於共同繁榮的方式重新調整他們與黨和政府的優先事項。」
隨著美中兩國緊張關係加劇、美國限制對華出口敏感技術，中國面臨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局面，政府更加強調獨立自主的創新模式，也更加依賴私營企業的創新能力。
特廖洛說：「中國在半導體和其他方面一直落後於形勢。因此，政府希望在科技領域有更高質量的發展，而不是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