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走走》「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什麼樣的犧牲？」菲律賓新聞工作者蕾莎的諾貝爾和平獎演講

演講詞／Maria Ressa

譯文／閻紀宇

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兩位新聞工作者：蕾莎與穆拉托夫，表彰兩人「致力於捍衛民主體制與長期和平的基石——言論自由」。10日諾貝爾忌辰當天，兩人分別從菲律賓、俄羅斯千里迢迢來到挪威首都奧斯陸，接受殊榮並發表演講，為這世上真正的新聞工作者做見證，為戕害言論自由的獨裁者敲響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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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大家好。

今天我站在各位前面，代表全世界每一位被迫做出重大犧牲、只為堅守陣線、只為履踐價值與使命——為世人報導真相、向權力究責——的新聞工作者。我還記得哈紹吉（Jamal Khashoggi）慘遭分屍、馬爾他的嘉麗齊亞（Daphne Caruana Galizia）被人暗殺，委內瑞拉的瑞耶斯（Luz Mely Reyes），白羅斯的普羅塔塞維奇（Roman Protasevich，當局劫持他的班機並將他逮捕），香港的黎智英（Jimmy Lai）被打入大牢；緬甸的索尼瑞（Sonny Swe）服刑7年多之後出獄，再創辦一個新聞機構，如今被迫流亡。在我的祖國菲律賓，23歲的康庇歐（Frenchie Mae Cumpio）被囚禁將近2年尚未獲釋；36個小時之前，我的前同事馬拉巴南（Jess Malabanan）死於槍擊。

我要感謝的人太多太多，他們致力於保護我們的安全、讓我們能夠繼續工作。80多個捍衛全球新聞自由的團體組成「堅守陣線聯盟」（ #HoldTheLine Coalition），許多人權團體幫助我們發光發熱。各位也因此付出代價：菲律賓從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總統2016年上任以來，至少63位律師遭人殺害，比殉職的記者（22位）還多。菲律賓「#CourageON」人權聯盟成員「權利」（Karapatan）有16人不幸喪命。參議員德利馬（Leila de Lima）因為向政府究責，已經入獄5年。菲律賓最大電視網ABS-CBN，我曾經帶領其新聞部門，在去年失去營運許可。

科技的「神力」讓謊言像病毒一樣侵襲世人，讓我們彼此對抗，引發恐懼、憤怒與仇恨

我協助創辦的「拉普勒」（Rappler）今年1月渡過10歲生日，我們的目標是要兼顧一體兩面，說明今日世局為何問題叢生，法治與21世紀的民主願景蕩然無存。所謂的「一體」是我們的資訊生態系，它決定了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其中的一面是新聞工作者，往昔的守門人。另一面是科技，其「神力」讓謊言像病毒一樣侵襲世人，讓我們彼此對抗，引發我們的恐懼、憤怒與仇恨，為世界各地的威權獨裁者搭建舞台。

我當記者超過35年，曾在亞洲多個衝突地帶與戰區工作，報導過數百起天災人禍；我看了太多太多的惡，也記錄了太多太多的善，人們一無所有卻仍對你伸出援手。拉普勒過去5年來飽受政府攻擊卻還能夠存活，一部分要感謝許多陌生人的善意；他們之所以甘冒風險伸出援手，只是因為他們想要這麼做，幾乎不求任何回報。這就是我們最美好的一面，這樣的人性能夠創造奇蹟；當世界陷入恐懼與暴力，這樣的人性也將消失殆盡。

上一位新聞工作者出身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1936年的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無法來到奧斯陸（Oslo）領獎，因為他被送進納粹集中營並飽受折磨。所以我們總算有點進步，因為今天我和穆拉托夫（Dmitry Andreyevich Muratov）來到奧斯陸！

今天諾貝爾獎委員會將和平獎頒給記者，象徵著我們來到類似的歷史時刻，又是民主體制的存亡關頭。穆拉托夫和我是幸運兒，因為今天我們能夠與各位對話；然而在此同時，還有許多記者在陰暗處遭到迫害，既無從曝光，也無人聲援，政府變本加厲卻不受懲罰。科技在這方面助紂為虐，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賦予新的意義。

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什麼樣的犧牲？

如今，我們站在舊世界的斷垣殘壁之中，我們必須高瞻遠矚、滿懷勇氣，設想不立即採取行動會有何後果，並進而打造一個理想的世界：更富於同情心、更平等、更能永續發展的世界。

要達到這個目標，請大家問問自己，一如5年前我的團隊和我本人的捫心自問：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什麼樣的犧牲？

我想從3個層面為大家說明，我如何將這個問題的答案化為身體力行：首先是我的處境以及受到的攻擊如何影響我；其次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第三是我們如何找到解決辦法，因為我們非找到不可！

在短短不到2年時間裡，菲律賓政府10度對我發布逮捕令，迫使我10度繳交保釋金——只為了繼續做我的新聞工作。去年，我和一位前同事被判網路誹謗罪成立，罪證是我們8年前發布的一篇報導，儘管當時相關法律根本還沒立法。我被起訴的罪名林林總總，如果全部成立，我要服刑大約100年。

然而，我越是因為新聞工作遭到攻擊，我就越發堅定心志。我親身見證權力如何遭到濫用。衝著我與拉普勒而來的威逼恐嚇，只會讓我們變得更堅強。

「衝著我與拉普勒而來的威逼恐嚇，只會讓我們變得更堅強」

新聞工作的核心是一套榮譽守則（code of honor），我的守則來自幾個不同世界的層疊累積：來自成長過程，我學習分辨是非對錯；來自大學時期，被另一套守則薰陶；來自記者生涯，學習新聞寫作的標準與倫理。此外還有菲律賓人所謂的「utang na loob」（內心的虧欠）——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會形成一個不斷幫助別人的系統。

真相與倫理的榮譽感相互結合，像一枝箭射入這個充斥仇恨、謊言與分歧的時刻。身為第18位女性和平獎得主，我必須告訴各位，性別導向的不實訊息是一種新興的威脅，讓世界各地的婦女、女孩、跨性別者與LGBTQ+造成嚴重傷害，女性新聞工作者更首當其衝。我們必須遏制甚囂塵上的厭女現象與仇恨。另一方面，在這股歪風之中，我們還是可以找到力量。畢竟，當你不得不為某件事抗爭奮鬥，你才會真正認清自己。

接下來，請讓我說明我們遭遇的問題，以及一路走來的過程。

針對拉普勒的攻擊從5年前開始，當時我們要求終結兩個領域的為惡不罰（impunity）亂象：杜特蒂的掃毒戰爭與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的臉書。時至今日，亂象每況愈下，矽谷（Silicon Valley）的罪孽讓美國自食其果：今年1月6日，國會山莊（Capitol Hill）發生暴動。

社群媒體上發生的事，不會只影響社群媒體。

網路暴力也正是真實世界的暴力。

社群媒體是權力與金錢結合的致命遊戲，形成「監控資本主義」

社群媒體是權力與金錢結合的致命遊戲，形成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謂的「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採集我們的私生活來換取巨大的企業利益。個人經驗被資料庫汲取，由人工智慧（AI）整理好之後，賣給出價最高的客戶。精準投放（micro-targeting）是一種有厚利可圖的操作工具，被用來全面削弱人類的意志，打造出一個行為調整系統，讓我們淪為巴伏洛夫（Ivan Pavlov）的狗、接受即時實驗的對象，也讓菲律賓、緬甸、印度、斯里蘭卡和許多國家吞下災難性的苦果。那些倒行逆施的企業長期對新聞機構施以吸金大法，如今更威脅動搖市場與選舉的基礎。

臉書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聞傳播者，然而多項研究顯示，在社群媒體上，添加憤怒與仇恨的謊言要比事實更容易散布。

這些美國公司控制了全球資訊生態體系，以偏差態度對待事實與新聞工作者。它們在設計的本質上就是要分裂我們、激化我們。

沒有事實就不會有真相，沒有真相就不會有信賴，沒有信賴就不會有公認的現實、不會有民主，就不可能解決攸關世界存亡的問題：氣候、新冠病毒、追求真相的戰爭。

2019年我第一次遭到逮捕時，一名警官對我說：「女士，我只是在執行公務。」然後他壓低聲音，唸出我的法律權利。他顯然惴惴不安，我幾乎要為他感到難過，然而他逮捕我只因為我是記者！

那名警官是權力的工具，證明了好人也可能變得邪惡，顯示了暴政是如何發生。鄂蘭（Hannah Arendt）討論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時，也寫到人們如何執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命令，職業官僚如何以「我只是服從命令」為由泯滅良知行事

一個國家、一個世界就是如此喪失靈魂。

你必須清楚知道自己是為什麼樣的價值奮戰，你必須早早畫清界線

你必須清楚知道自己是為什麼樣的價值奮戰，你必須早早畫清界線——如果你還沒做到，此其時矣：你可能選擇善的一方，也可能選擇惡的一方。有些政府已經無藥可救，但如果你在科技業工作，我要叮嚀你。

沒有信實可靠的事實，如何能有信實可靠的選舉？

明年將舉行選舉的國家——巴西、匈牙利、法國、美國和我的祖國菲律賓——都必須面對這個問題。菲律賓明年5月9日的總統大選將是國家的存亡關頭，35年前「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推翻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並迫使其家族流亡海外，如今他的兒子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卻是下任總統的熱門人選，而且已在社群媒體建立了一個廣大的不實訊息網絡，2019年被拉普勒揭發。歷史，正在我們眼前改變。

為了說明不實訊息為何既是地區問題、也是全球問題，不妨看看2020年9月被臉書擋下的中國資訊戰：利用AI生成的圖片建立針對美國大選的假帳號、美化馬可仕家族的形象、為杜特蒂的女兒助陣、攻擊我與拉普勒。

我們該怎麼做？

一顆原子彈已經在我們的資訊生態系引爆，世界必須像廣島原爆之後一樣善後。就像當時的聯合國，我們必須建立新的體制；就像當時的人權宣言，我們必須建立新的準則來彰顯我們的價值，防範人類向下沉淪。一場軍備競賽正在資訊生態系進行，想要遏阻就必須多管齊下、全體參與，出發點則是重建事實。

我們需要的資訊生態系，必須完全由事實定生死。我們必須調整社會的當務之急，重建21世紀的新聞業。面對靠仇恨與謊言牟利的監控經濟體系，我們必須祭出法規管制與法律懲治。

我們必須協助獨立新聞機構存活，首先要加強保護新聞工作者、對抗打壓新聞工作者的國家。然後我們要解決新聞業廣告營收模式的崩壞，因此我同意出任國際公益傳媒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Media）的共同主席，努力從海外發展援助基金（ODA）募集經費。儘管新聞業正遭到四面八方的圍攻，但是ODA撥給新聞業的經費僅佔0.3%，如果能稍稍提升到1%，一年可為新聞機構挹注10億美元，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而言相當關鍵。

新聞工作者必須擁抱科技，因此拉普勒兩個星期前在Google新聞倡議計畫（Google News Initiative）協助之下，推出一個旨在建立行動社群的新平台。新聞工作者運用科技不是為了病毒式傳播，但就像飲食中的蔬菜一樣，讓我們運用科技是好事，因為終極目標不只是獲利，還包括事實、真相與信賴。

我們可以繼續向下沉淪，也可以選擇挺身奮戰，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接下來談談立法問題。感謝歐盟帶頭提出「民主行動計畫」（Democracy Action Plan），美國準備修改或廢除將社群媒體平台視為公用事業的〈230條款〉（Section 230）。這並不是全盤的解決方案，但至少有所進展，因為社群媒體平台決定了訊息傳播的規模。公眾辯論聚焦於內容控制的下游議題，但真正重要的操作是上游的訊息傳播演算法，人為編寫，將偏見化為程式碼。演算法的主旨是追求獲利，由機器做大規模的執行，全球各地都受到衝擊：社群媒體充斥著廉價網軍，他們破壞民主體制，至少81個國家受害。這種為惡不罰的情況必須遏止。

民主已成為一場女人對抗女人、男人對抗男人的價值保衛戰。我們正來到一個「滑門時刻」（sliding door moment），我們可以繼續向下沉淪，在法西斯主義中越陷越深，也可以選擇挺身奮戰，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為了這個目標，各位必須捫心自問：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什麼樣的犧牲？

我過去並不知道，今天我會來到諾貝爾獎典禮。每一天我都面臨真實的威脅：餘生可能會在監獄中渡過，只因為我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當我回到菲律賓，我也無法掌握未來的情勢；這樣的風險，值得。

大破壞已經發生，現在我們必須建造，建造一個我們嚮往期盼的世界。

現在，請大家和我一起閉上雙眼，想像那個世界的模樣，一個和平、信賴、同理心、激發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世界。

現在，讓我們展開行動，實現夢想。讓我們堅守陣線，一起奮鬥。

譯者簡介｜閻紀宇（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跨領域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工作，現為《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本文原刊自《世界走走》：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菲律賓記者蕾莎演講詞全文：「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什麼樣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