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相信，除非共產黨擊退貪腐浪潮，不然貪腐將「無可避免地導致亡黨亡國」，習近平上任沒多久，就承認了這一點。他把現況比擬為「物腐生蛆」，矢言不光打低階的「蒼蠅」，還要打實力強的「老虎」。他呼籲同志們要「勤勉節約」，習第一次正式訪巡時，國營電視台報導他住宿的是「普通客房」，晚餐沒辦宴會，而是吃自助餐──這項表態在中國政治文化是如此激烈，以至於「自助餐」一詞變得有超自然意義。國營的新聞通訊社還發了偌大頭條，標題是「習近平拜訪河北貧戶：晚餐只四菜一湯，沒有酒」。
習要求官員們拋棄車隊、鮮花及冗長而制式的談話。地方官員爭相把他的指示奉祀成新法令，但這麼做只是不經意地突顯了以往做事的亂搞：銀川市宣布，官員往後不准「在婚禮、遷居或子女入學註冊時收受紅包」。繼「四菜一湯」運動之後，則是「光盤運動」，即鼓勵官員們吃光所點的菜。大吃大喝的現象突然大降，沒多久就影響到經濟：宴會上流行的魚翅銷量大減七成以上；澳門賭場VIP人數之銳減，創史上之最；而瑞士名錶的進口數量，相形去年同期減少四分之一。奢侈品廠商急得哀哀叫。
黨內老將王岐山獲任為新反腐沙皇（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書記），他的專業是歷史學家，於是要同仁們去讀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話傳出來以後，這本書變成暢銷書，而中國讀者也從中看到很多他們熟識的荒淫貴族行逕、感到苦惱挫折的商人階級、以及由統治者主導的政府。這些統治者本假設，中產階級是支持他們的骨幹，直到中產階級出力砍了國王的腦袋為止。托克維爾寫道：「大革命雖叫全世界大吃一驚，但它其實不可避免地是長時間醞釀的產物。」王岐山從沒明確指出，他要人們由那本書汲取的信息是什麼，但討論的重心涉及到托克維爾的觀察，即一個國家貧窮的時候會不穩定，但「政府突然放鬆其壓力時亦然」。
為了展現打貪決心，二○一三年六月，政府把鐵老大劉志軍送審。一開始，這台戲唱得很順。庭審不到四個小時就結束，而劉志軍也善盡其表演的天份：他哭泣、他懺悔，他甚至還找到法子與習主席的新口號掛鉤起來，說外界的誘惑讓他分了神，以至於沒善盡推動「中國夢」的目標。為了避免無端端地討論到用人唯親及貪污受賄，檢方起訴他的罪名很輕微：濫權及受賄約一千零六十萬美元。但是當他被判為「死緩」，而該量刑可以減輕到坐牢大約十三年時，人們則把本案稱為漂白。《南華早報》問道：「他是怎麼獲准爬上那麼高的位子，攬事達那麼久？在領導班子裡是誰在保護他，而他們又收了多少錢？這些都是有趣的問題，而肅貪的檢方從沒用心去探究。」為了確保人們不要去自行追究，中宣部下令停止這些討論。它對總編們說：「劉志軍案已經結案。媒體必須只引用新華社的報導。不准做詳細報導、評論，也不可嘩眾取寵。」
（原鐵道部長劉志軍落馬，稍話要女兒遠離政治／取自視頻）
劉志軍自己倒是捎話出來，他給律師一則信息，傳遞給他女兒：「不論妳做什麼──遠離政治。」政治很難搞，而且會越來越難。習近平遭逢一個他之前的領導們從未碰到的政治難題：這是個充滿資訊及憤世嫉俗的年代。習並非民選，但他得設法受人愛戴。毛主席一度把他的同志們比擬成魚，而群眾為水；毛說：「魚兒離不開水。」可現在，沒了意識形態之後，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仰賴它滿足、討好群眾的程度空前未有。
以一些基本指標來看，比如消滅飢餓、文盲及就醫無門，中國民眾的滿意度要大於大多數國家。哈佛社會學家懷默霆二○○四年開始調查，詢問中國民眾在公辦醫療保險計畫中有沒有受到照顧，結果鄉下民眾說有的只有一成五；但到二○○九年再問時，比例已升到九成。雖然人民遭遇的健保待遇差距依然很大，而且健保提供的僅有最基本的照料，但進步還是相當明顯。
把中國的滿意度與其他國家並列比較，向來讓共產黨覺得受用：二○一三年五月，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受訪的中國民眾裡，覺得景氣良好者達八成八，比例之高為它所調查國家之最。但是全貌不只如此。加南大經濟學教授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率隊在中國進行長達二十多年的五項長期研究，結果顯示「沒有跡象佐證中國人民平均而言較為快樂……有所發現的是：他們的滿意程度不如一九九○年，而且滿意程度下降最大的是，重負竟然由財富地位最低的三分之一人口所承擔。甚至，中國前三分之一人口的滿意度也僅僅是略微上升。」學者們發現，整體而言，「經濟成長不足，工作安全，及社會安全網，這三項對人民的快樂感也至關重要」。當民調指出，九成三的中國人「相信國家最好的時日，還是在未來」之際，伊斯特林的研究成果顯示人民著墨於期盼的份量，要大於滿意度。魯迅曾說過：「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習主席專注打貪，等於在下賭注：若是黨向自己的不公宣戰，民眾的焦點就會放在宣戰，而非不公。這很危險，幾十年來，黨的領導們曾說過：「打貪太輕，亡國；打得太重，亡黨。」習的打貪行動立馬大受歡迎。新的草根網站如「我行賄了」讓人們能呈報任何向他們索賄的人。曾任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律師許志永組織一項請願，呼籲高級官員們公布財產，他的志業吸引數千人支持，而被稱為「新公民」活動。
黨對這股熱情很快就感到不安了。我的手機嗡一聲響，中宣部傳來指示：
「報導官員疑涉貪污收賄，或是誰已墮落，要嚴格遵守來自官方的資訊。別揣測，別誇大，不調查，而且不引用互聯網上的東西。」
到了夏天，政府已經受夠了；它把「我行賄了」網站關閉，拘捕了近百名大力支持廉政活動的人士。而許志永被逮捕起訴，罪名是「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人們站出來捍衛許志永，也一樣被捕；有位投資家名叫王功權，靠著創投賺進幾十億元，他組織一場請願，希望釋放許志遠，但他也被捕，罪名也是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王是白手致富的人，他直言不諱的評論吸引線上廣大支持，只是在政府眼中，富豪居然與活動人士掛鉤，或者對從政產生興趣，這令當局感到格外不安。
同年九月，政府推行一則異想天開的措施，想馴服網際網路任性的力量：最高人民法院頒布法令，聲稱任何「不實誹謗」的評論，只要被點閱五千次，或轉寄五千次，就可以導致某人被判刑達三年。此時，政府機器要想防止人民不發聲已經很難，因此它轉而不讓大家引述他們所聽到的訊息。國信辦主任魯煒在一場演講上宣稱，「沒有秩序的自由，根本不存在。」接下來幾個月，微博上展開的討論變得火藥味不那麼濃，用戶數減少，人們去找更安全的發言平台。
官方反腐的行動有其限制。好些政府部門不再於公眾之前大吃大喝，轉而聘請大飯店的廚師到府內操辦盛宴。非官方的新口號隨之生出來：「靜靜吃，斯文拿，偷偷玩。」
＊作者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於2005年到2013年派駐北京工作與寫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中文版（八旗文化出版）之後記。（本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