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終於回家了，仍被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監視。未獲真正自由，可以說是中國最安全的人。
「此身何所有，好是香依舊」（鮑彤詩句）。張思之成為鮑彤的朋友，不管身邊有多少人監視，他們每年都見面。
二十五年前的春夏，北京的大學生以天安門為觸發地，以弔念胡耀邦為事發點的廣場行為，最終演化為波及全國的一個「風波」，一場「民運」。學生，幹部，市民，知識分子，大眾傳媒一齊向天安門靠攏匯聚。人靠攏，心匯聚，一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反貪污、反官倒，要求報紙電視說真話，他們還要求結束老人政治。結果，老人用槍聲結束了「他們」。付出了生命，而所有的要求一條都沒實現。民運頭頭兒，走的走，逃的逃，此後大家努力向錢看，至於政治改革嘛，沒幾個敢玩這個「西方玩意兒」。剩下的，還有書生的紙上談兵。
「六四」成為一樁心事，成為一個話題，心事不了，話題不衰。在這個話題裏，迴避不了的一個人，就是張思之。對「六四」案件的辯護，北京市組織了一個班子，實行集中辦案，採用的大體上是當年辦理林（彪）、江（青）「兩案」的辦法。張思之接手的是王軍濤案。
翻開厚厚的卷宗，張思之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生領袖。他一定要知道他們都說了些什麼，當時是怎麼講的，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其中一份證詞讓他大為震驚，這，出自一個極為知名的學運領袖。他在證詞裏說道：「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繼而，又給出一個定性結論，說：「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事關重大！震驚的張思之不理解他，也不能諒解他——自己「坦白」可以，不能拉別人「墊背」！走到哪兒，也是這個理兒。
那場風波，也是我和張思之常常議論的話題。談及民運人物，學生領袖，我曾說：「不少人、也包括我在內，都認為八九學生領袖是中國歷屆學運裏素質最差的。」張思之點點頭，沒有反駁。他告訴我：「在這些人裏，王軍濤是不錯的。他對公安人員講：『有關別人的問題，你們已經問了我幾十次了。我明確告訴你們，今天談這個問題，這是最後一次，今後不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凡是涉及別人的問題，統統以對方講的為準，我承擔責任，不必再問我。』」
對王軍濤這番話，我這個法盲還有些搞不大懂。張思之做了解釋，又說：「他能這樣講難能可貴，算得光明磊落。在被關押的學運領袖裏，有和盤托出的，有出賣他人的，有落井下石的，像他這樣的證詞少之又少。」
判了，判處王軍濤有期徒刑十三年。張思之按捺不住憤怒：律師提出的所有證據，統統置之不理；辯護理由也沒有一個字反映在判決書裏，一律隻字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