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親是1929年加入共產黨的香港地下黨員。麗儀回憶她小女孩時代，常有些陌生人住進她家，在痰盂中吐血，她要捧著拿去倒。她家一直經營著一家故衣店。這是現已不存在的行業，主要是從當鋪中接收一些「斷當」（即不再贖回）的舊衣物，清洗後廉價出售。這故衣店也是地下黨產，後來麗儀父親搬去廣州享高級退休待遇，這故衣鋪也就不再存在了。
麗儀哥哥在她入香島那年，就去了海員工會當幹部，也是地下黨員。在中共檔案中，她的家庭出身是最純正清白的「紅底」。
麗儀在廣州入大學後，廣東省委派人去關懷她，因此引起大學黨組織的注意。她學習成績好，又愛運動，參加學校的體操隊。在中共多次的政治運動中，她因為對政治「無知」，純粹基於中共黨組織對她的愛護，1956年即使黨號召「大鳴大放」，她也沒有發言去「幫黨整風」，因此沒有跌入反右的「陽謀」。
中共最喜歡這種單純、無知，一心向著黨又是紅色家庭出身的青年，幾乎是「邀請」她參加共青團，而許多從香港回去積極擁護黨、力求「進步」的同學，卻一直被拒於黨團門外。據聞中共還曾經想進一步栽培麗儀去蘇聯留學，和爭取她入黨。不過，她同我密集通信和擦出愛情火花的事，卻把她的「美好」前途耽誤了。
那時我工作的上海書局，只算是左派「外圍」。而更重要的，那是在香港的機構，而香港，和中共境外的所有地方一樣，都屬於「海外」。中共對大陸人的「海外關係」，從敵情觀念出發，基本上不信任，政治生活中予以歧視。她有一個「海外關係」的男朋友，那就成為她的「原罪」，投下「不可靠」的暗影。
據麗儀後來告訴我，當時大學的共青團委曾經找她談過，提醒她若要有更好的前程，就應該放棄香港的男友。大學黨委又從香港左派出版界那裡找來「密報」，說我在香港正同一個出版界的女孩子密切來往，勸告麗儀「帶眼識人」，不要被感情欺騙。她1957年暑假回香港，她的黨員哥哥對她說：如果他是黨員，他不會同一個共青團員發展愛情關係；如果他是一個共青團員，他不會同一個「普通群眾」發展關係。
麗儀的「執迷不悟」，使她開始受到「政治歧視」，比如有些會議不讓她參加；面對大學畢業的工作分配，社會關係也成了重要考量因素。但經過多年的真誠通信，她對我已經非常了解，我的政治理念、人文思想、感情世界，她都從我的信中充分了解。她認為那些想要阻止她發展這段關係的人，絕不會比她對我更清楚。她忠於自己的感情，拒絕所有勸諭，倔強地堅持與我的關係。在畢業分配的選項中，她填下了希望到最靠近香港的寶安縣當中學教師。
所有這些政治壓力，她都輕描淡寫地在給我的信中提到，她沒有表示過她的堅持，也沒有表示過她有動搖。直到好久以後，她跟我回顧往事，才談到她那時確有過一刻的動搖，覺得她永留在大陸工作，而我在香港，兩地的政治環境如此對立，這段感情會終於很難維持。但她又立刻想到，若她放棄，這一輩子都不會快樂。而且，怎麼對得起我的付出呢？
1958年，她被分配到寶安觀瀾中學當老師。由這時開始，她與中共的政治漸疏離，與我就更靠近了。我們在1960年結婚。
（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4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