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失敗者回憶錄43：復活
大約1959年，我寫了一篇書評《「復活」與托爾斯泰》，在《文匯報》的「文藝周刊」刊登。文稿和剪報現在都找不到了。想起那時候真是感受很深才寫出來的。這是我難忘的一部小說。其中一些段落，我在後來寫的評論文章中，還常引用。
《復活》是托爾斯泰在他出版著名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封筆25年，然後於1899年寫成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沒有前兩部作品那麼重視細節的描畫、人物的立體，而是貫穿著托翁對社會人生的思考，是他經過長期對帝俄時代社會的觀察、對自己作為大莊園主地位和年輕時荒唐生活的反省之後，形成一套以和平、非暴力去反抗暴政和畸形社會的哲學思想。小說多層次的思想內涵，多於作為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
主人公是貴族青年聶黑留道夫。他誘姦了姑媽家的侍女卡秋莎，狠心離去，而卡秋莎卻懷孕了，還被姑媽趕走，流落為妓女。後來卡秋莎涉嫌謀殺，出庭受審時，恰好聶黑留道夫是陪審員之一。卡秋莎已經認不得他了，他卻因此反省是自己害了她。卡秋莎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亞，聶黑留道夫出於贖罪的意念，甘願一路陪同卡秋莎流放。在漫長艱苦的流放途中，他與囚犯們密切接觸，聽他們的經歷和故事，他慢慢察覺到在自己迷人、繁華的貴族生活外，世界充滿壓迫、痛苦和野蠻，而他以前是視若無睹的。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這樣的悲憫概括，使我讀到時相當震撼。歷史著作、法律著作都不會承認被囚的罪犯就只是這四種人，但若從人道主義的觀點看，卻不能不承認這說法確實反映了社會真實。試問有哪一種罪犯能夠離開這四種請況呢？其中的政治犯，那是所有民主國家文明國家都不存在，而只有專制政權才有的罪犯類別。政治犯不是為個人私利犯罪，而是為公眾權利發聲，或為體現公民應有權利而行動的人。在自由和人民權利受壓制的情況下，多數人啞忍，明哲保身，而政治犯選擇挺身而出。他們不僅因此遭受苦難，甚至還會受到保持沉默者的埋怨甚至攻擊。儘管政治犯的主張不是人人贊同，行為也有可議之處，人格也不無瑕疵，但他們不是為私利而犯罪，是為平民百姓的應有權利而被認為犯罪，確實如托翁所言，被治罪只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在社會平均水準之上。
如果道德高尚成為被治罪的原因，那麼這個社會的走向就是道德淪喪。
接下來，托翁在小說《復活》中，用整整一章抄錄一段段的《聖經》原文，藉經文宣揚他的愛與寬恕、和平與非暴力思想。從來沒有一部小說會這樣整章抄錄《聖經》。這是小說嗎？還是一堆說教？那時年輕的我，信仰無神論，對基督教不了解也不接受，但這整章的《聖經》經文，卻深深吸引我讀下去。因為經文承接著前面鋪陳下來的故事，使人覺得只有直接訴諸關於愛與寬恕的經文，才能夠在主人公的批判現實、人道精神，和個人作為犯罪集團一員的貴族身份的悔罪找到出路。《復活》告訴我：宗教與社會、與人世的苦難緊密相連。
深沉的自省，廣闊的人道關懷，身體力行的實踐，使我讀《復活》時忍不住下淚。
托爾斯泰出生於有名的俄羅斯貴族家庭，擁有大莊園和許多農奴。年輕時酗酒、好賭、召妓、甚至感染性病，還與一名女工生了一個私生子。《復活》是他的贖罪小說。在寫這小說之前，托翁曾經說要放棄莊園主所擁有的農奴，但反而是農奴們並不情願離去。他又在白天參與農民的耕作，晚上才寫作。1910年11月10日，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從自己莊園秘密離家出走，途中患肺炎，死在一個車站裏。
《復活》中他寫道：「一個是精神的人，他為自己所尋求的是對別人也是幸福的那種幸福；另一個是獸性的人，他所尋求的僅僅是自己的幸福，為此不惜犧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年輕時候的我，也鄙視獸性人的幸福，並追求精神人的幸福，覺得寫作就有責任批判社會的罪惡。而《復活》的宗教思想，開始使我對無神論有所反思。它可能是我精神「復活」的開始。（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2日）
失敗者回憶錄44：不可缺的篇章
那個夜晚，加另一個夜晚，我拼湊起一副對聯，置於她出殯日的靈前，聯語是：「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2008年12月31日上午9點25分，她離開了。那天晚上，窗外傳來電視機發出的除夕夜的倒數聲和歡叫聲。我在房間裡只聽到一個人的啜泣。那是我自己的聲音。這以後的每年除夕，我都選擇獨留在家，去翻看照片，去懷想過去，漸漸地，從悲傷而轉化為一種享受。
那個夜晚，加另一個夜晚，我拼湊起一副對聯，置於她出殯日的靈前，聯語是：
「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
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
在我的這個長篇回憶錄中，關於她，梁麗儀，應是不可缺的篇章。
我們認識時，都是16歲。那年她奉父兄之命，轉學到這左派學校。在開學前的迎新集會上，她穿著整齊亮麗，而不像其他女生那樣隨便。她哥哥叮囑我要好好「幫助」這個從英文書院轉學過來的妹妹。她對左派和左派學校一無所知，只是一個愛打扮的書院女。她抗拒轉校來這裡的一個原因，是她不喜歡這裡「男不男女不女」的校服。不過她學習成績好，也願意幫助成績落後的同學，所以一年後當了班幹事。畢業後，她考進華南師範學院物理系。我留在香港。第一年春節她從廣州回港度假，下火車就直接來我家。由此，我們開始通信和交往。
他父親是1929年加入共產黨的香港地下黨員。麗儀回憶她小女孩時代，常有些陌生人住進她家，在痰盂中吐血，她要捧著拿去倒。她家一直經營著一家故衣店。這是現已不存在的行業，主要是從當鋪中接收一些「斷當」（即不再贖回）的舊衣物，清洗後廉價出售。這故衣店也是地下黨產，後來麗儀父親搬去廣州享高級退休待遇，這故衣鋪也就不再存在了。
麗儀哥哥在她入香島那年，就去了海員工會當幹部，也是地下黨員。在中共檔案中，她的家庭出身是最純正清白的「紅底」。
麗儀在廣州入大學後，廣東省委派人去關懷她，因此引起大學黨組織的注意。她學習成績好，又愛運動，參加學校的體操隊。在中共多次的政治運動中，她因為對政治「無知」，純粹基於中共黨組織對她的愛護，1956年即使黨號召「大鳴大放」，她也沒有發言去「幫黨整風」，因此沒有跌入反右的「陽謀」。
中共最喜歡這種單純、無知，一心向著黨又是紅色家庭出身的青年，幾乎是「邀請」她參加共青團，而許多從香港回去積極擁護黨、力求「進步」的同學，卻一直被拒於黨團門外。據聞中共還曾經想進一步栽培麗儀去蘇聯留學，和爭取她入黨。不過，她同我密集通信和擦出愛情火花的事，卻把她的「美好」前途耽誤了。
那時我工作的上海書局，只算是左派「外圍」。而更重要的，那是在香港的機構，而香港，和中共境外的所有地方一樣，都屬於「海外」。中共對大陸人的「海外關係」，從敵情觀念出發，基本上不信任，政治生活中予以歧視。她有一個「海外關係」的男朋友，那就成為她的「原罪」，投下「不可靠」的暗影。
據麗儀後來告訴我，當時大學的共青團委曾經找她談過，提醒她若要有更好的前程，就應該放棄香港的男友。大學黨委又從香港左派出版界那裡找來「密報」，說我在香港正同一個出版界的女孩子密切來往，勸告麗儀「帶眼識人」，不要被感情欺騙。她1957年暑假回香港，她的黨員哥哥對她說：如果他是黨員，他不會同一個共青團員發展愛情關係；如果他是一個共青團員，他不會同一個「普通群眾」發展關係。
麗儀的「執迷不悟」，使她開始受到「政治歧視」，比如有些會議不讓她參加；面對大學畢業的工作分配，社會關係也成了重要考量因素。但經過多年的真誠通信，她對我已經非常了解，我的政治理念、人文思想、感情世界，她都從我的信中充分了解。她認為那些想要阻止她發展這段關係的人，絕不會比她對我更清楚。她忠於自己的感情，拒絕所有勸諭，倔強地堅持與我的關係。在畢業分配的選項中，她填下了希望到最靠近香港的寶安縣當中學教師。
所有這些政治壓力，她都輕描淡寫地在給我的信中提到，她沒有表示過她的堅持，也沒有表示過她有動搖。直到好久以後，她跟我回顧往事，才談到她那時確有過一刻的動搖，覺得她永留在大陸工作，而我在香港，兩地的政治環境如此對立，這段感情會終於很難維持。但她又立刻想到，若她放棄，這一輩子都不會快樂。而且，怎麼對得起我的付出呢？
1958年，她被分配到寶安觀瀾中學當老師。由這時開始，她與中共的政治漸疏離，與我就更靠近了。我們在1960年結婚。
（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4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