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會在上月10日表決通過《台北市重陽禮金致送自治條例》，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表示反對，也準備提出覆議。此案值得重視，不僅在後續的府會政治攻防上，對社會福利資源的分配，也有值得探討與檢討之處。
柯文哲上任後自2016年起，取消每年1500元重陽敬老金，理由是反對這種一次性、不分貧富、形同綁樁的福利金發放，引起不少長輩不滿，柯市府承受不少壓力、也挺過連任，不過，這次市議會國民黨團重啟審議《台北市重陽禮金致送自治條例》並表決通過，讓這種不排富的敬老福利金「重見天日」。
柯文哲則是在臉書發文指出，即便任期只剩1年，仍然認為應將國家預算規劃用於更長遠的規劃，持續堅守政治價值與財政紀律，不走回一次性福利的老路，並直言拒絕靠重陽敬老金選舉綁樁。
排富幾年之後，重陽敬老金會在現在發酵、讓國民黨團重啟審議並表決通過，敏感一點就知道：選舉又來了，明年是地方選舉上場，在野黨與議員們希望藉著主導通過普發的敬老金，得到老人家的政治支持。雖然堅持排富的柯文哲仍驚險連任，但在政客們的心中，排富與否的敬老金確實有「政治效益」─當時與柯競選的國、民兩黨候選人丁守中與姚文智，都說當選要恢復不排富的敬老金。
其實，政客們把增福利、發現金跟自己的政治利益結合，算是一種「普世」現象，許多縣市地方不管財政多困窘、負債多高，總是要努力擠一點錢出來發老人福利金。依《新新聞》「社會福利世代分配不均」的報導指出，「除了金門縣之外，其他21個縣市一年發出約55億元的重陽敬老禮金」，如果「再加上涉及約20種名目的敬老禮金，不論是定期或一次性發放，每年已逼近90億元」。
從近30年前、當年的在野黨民進黨開始喊出老人年金開始，什麼老農津貼、敬老津貼、重陽老人金……，針對老人發放的各種名目的現金福利金不時問世，而且許多都從原本主政者「政策決定」發放，演變成有法令、條例的制度化發放，甚至可以根據通膨的物價指數調整的制度都有了，老人成為朝野政客福利爭取的主要對象，相較之下，柯文哲的重財政紀律、堅持要有排富的敬老金，就顯得相當獨特而「寂寞」。
撇開政客心中對老人的尊敬、愛護有多少的「心證」問題不談，從數據上看，政客們把爭取老人福利列為優先，確實是經過算計的「理性行為」。因為老人的人數多、投票率又高，爭取老人比爭取年輕人「划算」。
如果以去年總統大選時各年齡層的選民人數看，60歲以上的選民人數有527萬人，但一般所謂的「年輕人」，如20-29歲的人數311.9萬人，遠比60歲以上的527萬的人數少；即使加上30-39歲的354.96萬，雖然讓20-39歲的總人數超過60歲以上，但投票率上，往往是年齡越高、投票率也越高。2016年總統選舉中，年輕人投票率都只有5成多，但高齡組的投票率則在7成以上。即使2020年因「芒果乾」因素，把年輕人投票率一舉拉到7成，但高齡組的投票率則又上揚到8成。
不過，這種讓福利資源分配過份向高齡者傾斜的方式，卻是有爭議甚至可能是錯誤而有後遺症的。
正如經濟學的所有理論基本前提，都是建立在「資源有限」上、如何分配才是更合理的一樣，社會福利的資源也必然是有限的，如何在此有限社福資源下作分配，就必須考量包括：需要原則、公平原則、與國家政策原則等目標。例如，找出最貧困、最需要社福資源幫忙的人，而不是把資源給沒有需要的人，甚至讓不需要被幫助者有「尋租」的取巧圖利空間。
以此社福資源分配標準來看，無論是議會通過的不排富重陽敬老金、或是各縣市發放不排富的老人年金，都是不應該、難逃政客「為己張本」的綁樁之嫌；對富人而言，不論是一年一次領個1500元的重陽敬老金，或是每個月領個3000元的老人年金，對其意義都不大，因為不會影響、提升他的生活品質，但對中低收入者而言，這些福利金則可明顯提升其福利。
最常被舉為案例的就是：市府有必要每年發1500元敬老金、或是每個月發3000元老人年金給郭台銘嗎？
再者，從國家與社會長期發展角度看，同樣的社福資源，投注在幼兒、年輕人上面的效益，也會高於投注在高齡者身上。不論重陽金或老人年金，都屬於「消費性支出」為主，但投注在幼兒或年輕人身上的社福資源，只要妥善運用，幾乎都可歸於「投資性支出」─對一個國家的未來、最重要的人力資源的投資。
從數量上看，在台灣社會快速老化、人口開始進入衰退之時，即使現在給高齡者不起眼的社福支出，未來很快就會成為一大筆在以負荷的支出，因此更應審慎面對高齡的社福支出。老農津貼就是一個血淋淋的案例，從最初1年84億元的支出，到後來超過600億元的支出，後來即使改革堵住「假農民」的破口，現在1年還是要花超過500億元。
如果主政者認知到資源有限（任何一個政府的預算都一定有限）、希望錢能花在刀口上、給那些真正有需要者，不論寬嚴的排富原則是必要的。以此標準看，當然是柯文哲堅持排富的立場才正確，議會的的取消排富全面發放，只能說是「政治正確」─而且這個只是自身政治利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