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認為「人在不能自守時，即求他人之代我守其所守。」而羅卓瑤的創作態度則是沉潛向內的自守——不是像《時代革命》、《少年》等作品那樣對現實困局作出直截了當回應，而是希望從鉤沉不同時空的、具有通感的生命經驗裡，找到安放內心的自守辦法。
此時此地，與當年當夕
片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場戲是少女在傘運裡打開天眼，帳篷之外，環繞她身前身後的是所有滯留在「我城」的不死魂魄。抗爭運動成了召喚亡者的場域，因為人與鬼，此時此地和當年當夕的人，其實是同路人，有一樣的悲憤含恨，也有一樣的堅定期盼。後來，少女遇到提皮箱攜長傘的義士遊魂，娓娓對她講了半晌革命意志，無非是用另一種方式去表達唐君毅筆下的心境：「人總要在絕望之境之旁，尋找出一希望，而求有一能逃出絕望之境的自信心。」
船未到，就只能靜候。在過程中能不因漂流各地、沉淪下位而喪志，能充實不虛度地活下去，就是《花果飄零》藉亡魂之口，所傳達的「絕望痛苦之感受中之回頭的反省與自覺」。
某種意義上，這部電影的確是一篇很出色的essay，羅卓瑤的影像裡，住著唐君毅的靈魂。
你或許不認同電影用「中國」去連結港澳的理想和信念，但就如唐君毅所寫：「人的痛苦，只要是公的，則只要加以反省自覺，便必然可以發現出一理想，以為我們之當下現成的寄託希望與信心之處。」——其實，真正連結1895年廣州起義革命者、澳門「一二·三事件」抗爭者、雨傘運動乃至時代革命裡香港人的，不是國族身分，而是「為公」的痛苦。那既是唐君毅哲思所強調的心境感通，也是羅卓瑤電影裡具有超越性的生命價值，只用「華人民主」的框架，顯然不能涵蓋他們思考的深沉豐厚。
《花果飄零》用一生流亡再未回到俄國的拉赫瑪尼諾夫作結，音樂家早已失去現實意義上的「家鄉」，但他的所有樂章裡，又都保留著精神深處的家鄉。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時代革命》那樣沉痛的紀錄，但也需要《花果飄零》這樣沉潛的治癒。如果《花果飄零》能提供一種昇華當下處境的有益註腳，那大概就是唐君毅所說：重要的「不在黑暗之不存在」，而在於化掉黑暗的更持久信守。（完）
作者簡介｜賈選凝（專欄作家、電影評論人）
本文原刊自《世界走走》：賈選凝：羅卓瑤的影像裡，住著唐君毅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