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在專制政權下，沒有一點阿Q精神撑不過來

「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

失敗者回憶錄39：畢生受用的禮物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跡，紙頁也有點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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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

看慣現在的白話文的青年朋友，讀魯迅的白話文書寫可能稍有扞格，但我16歲時卻讀得津津有味。從他的小說開始讀，繼而雜文。讀魯迅，大大提升了我的中文水平和文學修養，開拓了我的視野，對社會、政治、人生有了新的思考。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離開學校進入出版界工作，我繼續讀魯迅的書。通讀了全集前十本他的著作，後十本譯作只讀了一小部分，原因是他主張忠於原著的直譯，而直譯委實讓讀者難以消化。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裡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篇發表在1918年11月18日《新青年》雜誌的文章，使我反覆思考了好久，也在筆記本中抄了下來。這段寫於100年前的話，當時使我對「愛國主義」有了新的思考。而七十年來的中國，「個人的自大」一直被「合群的愛國的自大」所壓制，是更「可哀」、更「不幸」了。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什麼魯迅的雜文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什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魯迅晚年最接近的胡風，在中共建政後的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在我這幾十年寫的評論文章中，常會引用魯迅的語錄，也貫徹他的思想。魯迅的人道主義、否定「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使我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侵蝕下，思想上有了抵禦的堡壘。

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3日）

失敗者回憶錄40：文化搖籃時期

1989年六四後，從來畫風不涉政治的林老，給了我兩幅他那時創作的題為《噩夢》的畫，當然不是原作而是幻燈片。

1955年2月，我開始了第一份工作，在香港上海書局，開始是在發行部做銷售統計和包紮書籍，兩個月後，調到位於灣仔的編輯部，做資料收集和校對。

編輯部那時人很少，總編輯趙克，編輯吳藹凡，和校對兼聯繫印刷業務的鄧耀星。我以後，又增添了兩個青年畫家：魏翀和歐陽乃霑，因為準備出版大量兒童讀物供應新馬市場，需要插圖。

我在中學時頗為自傲的廣泛閱讀和寫作能力，到了編輯部才發現自己無論知識、寫作還是閱讀層面，在這些編輯人面前，都淺薄到接近無知。趙克在香港文化圈人脈廣闊，他的學歷不知，但對中國的四書五經卻相當稔熟，人也寬容大體。吳藹凡的來歷卻真是不凡。他是畫家和小說家。抗戰前在林風眠當校長的杭州國立藝術院學繪畫。與他同在杭州藝專就讀、其後成為大畫家的有李可染、吳冠中、趙無極、朱德群等人，都是拜林風眠從法國帶回來的後印象主義和現代主義藝術流派和開放思維的影響所致。1937年抗戰爆發，杭州藝專向西南轉移，林風眠離開美術教育主流，專事繪畫。吳藹凡大概在那時候奔赴延安紅色政權參加「革命」。何以後來會離開延安來香港，他諱莫如深，但據聞他不是中共「逃兵」，而是得到中共高層批准，與同在延安的妻子一起來港的。在香港也仍與中共有聯繫並獲照顧，太太被安排在中資銀行做閒職，他被安排在上海書局上半天班，其他時間就寫作。他出版過一本小說《伶仃洋恩仇記》，寫香港水上人的愛恨情仇，1956年李翰祥進邵氏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根據這小說改編的《海茫茫》。在我那時看來，趙克和吳藹凡都知識豐厚，尤其是吳，不僅素描基礎了得，美術和美學理論也說得頭頭是道。從他那裡我獲得了許多追尋知識的入門指引，可算啟蒙老師。1964年香港舉行過一次「林風眠畫展」，吳藹凡邀我去看，一邊解釋林風眠的畫風，使我認識現代藝術。我跟他一直有聯繫，在主編《七十年代》之初，他以「伍繁」的筆名在我們雜誌上連載過兩個長篇小說，分別是1974年刊出的《水綠山青》和1975年的《鹽》，他為小說畫插圖，兩連載後來都出了單行本。

吳藹凡晚年移居加拿大的卡加利，幾年前我在那裡同他女兒見過面，說她父親1997年去世，生前畫了很多加拿大的風景畫。我一直在想，他當年放棄美術專業投奔革命是有點可惜了，否則他得到林風眠的傳承，也許會在藝術上有更大成就。後來他轉為寫作，頗有點為了生計。他在延安期間的遭遇如何不得而知，但他為人是相當膽小，對政治權力有畏懼感和保持距離，有些事比如延安生活，延安的搶救運動，他應該知道很清楚，卻從沒有說過更不用說寫出來了。

他的老師林風眠在大陸歷盡滄桑於1977年獲批准出國，兩年後在香港定居。那時我與林老也略有來往。1989年六四後，從來畫風不涉政治的林老，給了我兩幅他那時創作的題為《噩夢》的畫，當然不是原作而是幻燈片。我在1989年《七十年代》八月號刊登。這兩幅畫極為震撼。尤其想到這是出自一輩子從事現代藝術、遠離政治的90歲老畫家之手。不過，後來所有林風眠畫冊都沒有收這兩幅畫，對他的論述也沒有人提到這兩幅畫。這兩幅可能是林風眠生平僅有的政治畫作，有點像畢加索的《格爾尼卡》，但就從來沒有展出過。

我進上海書局編輯部，正趕上書局為了供應新馬的需求而在香港擴大出版的時機。通過趙克的組稿，我也在編輯部接觸了許多香港作家，包括葉靈鳳、柳木下、何達、陳凡等人。後來因為投稿《文匯報·文藝版》而認識羅孚，並由他帶進左派文壇，就認識更多富才學之士了。

1955年前後，正是中國大陸出版業最旺盛的時候。儘管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適反胡風、肅反等政治運動已陸續展開，但書籍出版卻似乎不受影響。而且因為內戰停顿了好幾年，許多作家的作品和種種譯著都如雨後春筍般蓬勃湧現。此外，各種文學、歷史、哲學的刊物，所介紹的思潮和論及的問題也都新鮮和及時，文章富文采與可讀性，不似大陸後來的文章大都被政治掛帥搞到套話連篇。我因為負責收集資料，訂閱了許多大陸刊物，也不斷為資料室買大陸書籍，每天閱讀的刊物和自己想看的書，多到可說是目不暇給。

白天是為了工作而不停收集資料與閱讀，晚上就按自己的興趣繼續閱讀，然後就會給麗儀寫信，講我的閱讀心得和思想的發現與啟蒙。那幾年，是我文化知識和寫作的搖籃時期。（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6日）

漫長生命的重要一刻

昨天文章有一處修正，林風眠的《噩夢》，是在《九十年代》八月號發表的。那時，《七十年代》已經改名為《九十年代》了。《見字如見人》一書作者冼麗婷給我訊息，說看到林風眠的《噩夢》，感到對人的震撼，有時唯有畫作。她立刻想起畢加索的《Guernica》；說她在馬德里的博物館看過Guernica，應該是真跡。讀友Cecilia 說，《噩夢》令她憤怒，顫抖。

《噩夢》有兩幅，昨天刊登一幅尺寸較小，另一副尺寸較大，當時在雜誌用跨頁刊登，中間有摺痕。想到林風眠九十高齡的畫作，逾30年都未見有展示，沒有收進畫冊，亦沒有人再提或評論，感到應該連有摺痕的也刊登，留下歷史的一個印記。

《Guernica》有畢加索一脈相承的風格，但又是他受西班牙內戰中佛朗哥法西斯對西班牙共和國所轄的格爾尼卡城狂轟濫炸所刺激而畫的生平唯一的政治畫。一生畫風不涉政治現實、只以風景、動物、仕女、花卉為題材的林風眠，在《噩夢》中亦有他一脈相承的仕女風格，但暗黑的畫面就在他的作品中少見。

在那個時候，林風眠坐不住了，就像畢加索在格爾尼卡被濫炸後也坐不住了一樣，再怎麼與世無爭的畫家，也有這樣的一刻。在他們的漫長生命，可能這樣也只是一刻，但一刻還是要記下來，因為對他們來說，對歷史來說，這樣的一刻也許很重要。（修正發佈於2021年7月27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