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清華大學蒼翠的校園裡，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悲嘆說，很多中國機構根本在擋路，不讓國內某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出頭。他舉例說，在一個渴求要冒險的時代，在一個白手致富及出現農民達文西的時代，一九九九年政府創設小型企業創新基金，但其官僚DNA卻叫它只押安全賭注。薛院長對我說：「鑑於它是公家基金，他們在乎的是，如果失敗機率很高，審核不怎麼好，人們就說：『嘿，你們在浪費錢。』但創投資本家則說：『碰到一大堆失敗，是很自然的事。』」要培育新銳創意，並讓它們發展，所耗費的可不是簡單得宣布自己有此野心，就足矣；它需要強大的法庭，以保證不受政治干擾，且可以保護智慧財產權，如此創業家們才能彼此信任，足以推動創新及合作共事；它需要大學實驗室，裡面的創意思考者可以自由挑戰其老闆，不必害怕報復，也不擔心中宣部會來干擾。博客主兼新聞分析家趙靜習慣用「安替」的筆名寫作，他便問道：「若是你厚顏無恥地抄襲美國網站，就變成億萬富豪，然後再推它上股市，那麼誰願意挺身而出搞創新？」
有時候，中國操行其控制，在制度面上的本能反射，違背生產力幾乎到了叫人窒息的程度。曾有一度，中國程式人員被禁止更新一套很受歡迎的軟體系統叫「Node.js」，原因是它的0.6.4版本呼應到六月四日，天安門鎮壓的日期。還有另一個案例，有個數位設計專案，取名自瑞典一個叫做法倫（Falun）的城鎮，結果被打到趴，原因在防火長城把這個名字詮釋為「提及法輪功」。臉書上市前幾天，投資銀行家兼哈佛商學院畢業生、易凱資本創辦人王冉，翻閱臉書的上市說明書，瞧見一個句子提醒投資人說，臉書在四個國家遭到封鎖：伊朗、北韓、敘利亞及中國。他看見中國列居世界上某些功能最失常的國家之一，這實在令他錯愕。他對自己數百萬名社群媒體追隨者寫說：「我不認識各位，但我開始認為，國事如此，實為污辱。」那記尷尬像是蜂螫，其背後還有一個問題──攸關中國未來的深沉問題：假如中國連讓它的人民使用臉書都不敢，它怎麼能期盼發明出「下一個臉書」？
＊作者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於2005年到2013年派駐北京工作與寫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中文版（八旗文化出版）第22章〈文化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