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積極靠近中共，但中共旗下的電影公司，如鳳凰、長城、新聯，從來沒有找過他拍片，一直與他保持距離。父親組織藝文公司拍片，每年國慶節在家中設酒會慶祝，左派頭面人物也會來。1955年《戲劇報》事件發生後，中國新聞社社長不斷來找他傾談，後來又同他一起去印尼，通過他向當地僑領統戰。1957年父親被邀請去北京，那是他在中共建政8年後，首次去北京與他的弟妹和故舊會面。蔡廷鍇題了一幅字給他。文革開始，父親在大陸的親屬紛紛因他的關係而受到牽連、批鬥。六七暴動期間，他沒有被知會要一起參加「反英抗暴」鬥爭，事業和左派的朋友關係也完全隔絕。在孤寂中，1968年他就搬去澳門居住了。
我倒是在這期間漸漸在左派陣營中冒起。「反英抗暴」期間，我參與了出版界抗暴的文宣工作，可以說是被倚重的「健筆」。其後辦《七十年代》因為受到北京高層的關注，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人也開始跟我接觸。但講到我父親，他們都有保留。1975年父親病重，想到廣州檢查，我問香港的中共頭頭，若我同去是否可以介紹關係，有較好照顧。回答是：由他自己去吧，你不要同去了。
我相信這都同中共的檔案有關。中共最重視一個人的出身，背景，若有所謂「歷史污點」，就被列為「不被信任」戶。生活在大陸會經受一再批鬥。生活在香港或海外較幸運，但那怕你多麼向中共靠攏，也只是「被使用」的對象，不會充分信任。在「被使用」者中，也將人分成好幾等。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有些什麼，但在中共掌控之處，檔案就緊隨每一個人。
我那時候，大致上領會到中共對父親的「定性」，但我沒有能力為他辯解，也沒有去了解父親的感受。思之有愧，亦有憾。
妻子梁麗儀無論在香港讀中學還是到廣州讀大學，她都單純為了讀書，沒有要靠近黨組織的傾向，但因為她父親是1929年就在香港入黨的地下黨員，她哥哥也是黨員，根正苗紅，於是在大學時就被吸收進共青團，而其他極力想要入團的同學，無論多「進步」，也一直被懷疑。她在1970年因為我的關係被隔離審查，其後獲得「解放」，雖說可能與她的倔強有關，但也不排除中共組織在了解她的出身背景之後而讓她脫難。1974年她以「調幹」的方式來香港，雖說是對我工作的肯定和「照顧」，但相信也與她的出身有關。
文革時有紅衛兵提出「血統論」，在大字報貼出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儘管受到文革中央領導人批評，說「這樣提不策略，不利於我們爭取可以爭取的人」。但這是指「策略」，而不是指根本精神。對敵鬥爭是中共主要的思維模式，加上像影子一樣跟隨著每一個人的檔案制度，以歷史的純正清白去要求每一個人，以出身背景來決定對一個人的信任程度，可以說是中共百年不變的傳統。因此，滋生了紅二代，權貴獲家庭傳承，掌權者在這種政治「近親繁殖」中不可免地產生愚昧化趨向。
不過，隨著幾十年中共內鬥的曝光，「歷史背景」論和「出身血統論」實際上已宣告破產：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他的歷史背景都被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污名，連被黨章列為「接班人」的林彪，都被指為「陰謀家」，那麼對所有人講背景出身，講歷史污點，不是太滑稽了嗎？
由打江山而成為永續執政黨，就永續擺脫不掉對敵鬥爭的思維，在和平時期也如同置身戰爭狀態中，對內施政如此，對外關係也如此。今天自以為最被信任的人，事實上都只是「被使用」。因為政治的傳承就是近親繁殖。（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1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