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嬸嬸，都受到父親的「黑背景」牽連，受審查以至批鬥。當然，所有通信都斷了，除了劃清界線的信。
失敗者回憶錄37：父親的挫傷
1955年，中共刊物《戲劇報》的某一期，刊登一篇批判胡風分子黃若海的文章，提到黃於1948年來香港時，與「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李化」密切交往。我忘記是在大陸的姐姐還是某同學告訴我這件事。當時我在上海書局工作未久，編輯部有訂閱《戲劇報》，我翻到有關文章這一頁，發現「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這些字被塗黑了，但「李化」的名字還在，而且是同胡風份子勾連。顯然大陸版仍然保留這個污名發行。
我回家見到父親，他主動跟我提到有這樣一篇文章，他說他向香港有關方面詢問過，回答說這是誤會。我知道他不想我被這文章影響對他的觀感，但我看出他在思想感情上受到的挫傷。我問他要不要問問在北京當高幹的姑姐和叔叔，他不置可否。後來我伺機問了常來書局跟我們老闆聯絡的中共出版系統的領導人，他的回答是「香港版已經塗掉了。」「但內地版還有。」「內地有內地的需要。」，即是說，這不是香港工作者力所能及的。我又問了介紹我工作的廖源，我那時視他為可以接近中共組織的導師，他的回答是：「一個人不能夠選擇自己的家庭出身，但可以選擇自己的道路。」這是那個時代左派書報中廣為傳播的說辭。這回答本身就是不反對《戲劇報》對父親的定性，並暗示我要與家庭「劃清界線」。
被批判的「胡風分子」黃若海，我是有印象的。1948年來香港後，他常在我家出現，說父親與他有密切交往也是事實。我印象中他是中共黨員，父親與他接近也就是與黨接近。在1949年父親拍的電影《有冤無路訴》和1950年拍的《孽債》都是黃若海編劇。1950年，黃就回大陸了，據知他在東北一部影片《遼遠的鄉村》（1951年首映）中當演員。以後的遭遇就沒有任何報導。他怎麼成為「胡風分子」也不得而知。
當時作為批判材料隨《文藝報》附送的胡風在1954年給中央政治局的「三十萬言意見書」，我讀後覺得都只是講文藝政策的問題，沒有什麼「反黨」意味，但隨後中共就開展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批判，胡風和大批文化人被捕。接著，與此緊密相連，中共又發動全國各個領域（不是僅限於文藝界）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運動共造成了數十萬人被逮捕、5萬3千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胡風被囚23年，到1978年獲平反釋放，他在1985年逝世。大批被指為「胡風份子」的作家文人，二十多年的創作生命都被糟蹋了。
父親在中共的反胡風運動中，被《戲劇報》指為「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其中「漢奸」大概指他在淪陷區導演過由汪政權高官戴策領導的話劇演出。但若他真是「漢奸」，就不至於在1945年要逃離淪陷區了。至於「中美合作所」，據批判胡風的文章說，是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的機構；實際上，那是二戰期間中國和美國為加強軍事情報合作、共同打擊日本，在1943年成立的的機構，抗戰勝利後這機構就解散了。父親說他沒有聽過中美合作所這名稱。
我相信父親戰後確與國民政府的官員有聯繫，否則他也不可能到東北接管電影院。但這應該屬於謀生所需的交往，即使涉及利益輸送也不會是很大份額。
更何況，歷史進程到了今天，該如何評價汪政權，如何評價國民黨統治期間的政治社會民生呢？中國往後的走向，是人民更有權或更無權？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了？
《戲劇報》在香港發行時把關於父親的「污名」形容詞塗黑，但在大陸則保留，這種內外有別的處理，是中共延續至今的手法。即沒有固定的原則，一切都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戲劇報》事件後，中共港澳工作的各級負責人照樣與父親聯絡，保持友好，中國新聞社社長張建南還同父親一起去印尼，父親1957年又到北京參加國慶。然而，生活在大陸的家人，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我姐姐那時在東北工學院就讀，她後來說，《戲劇報》的事使她受查，而且從此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父親在北京有一妹一弟，在廣州有一弟，北京的弟妹是高幹，他們按黨的指示跟父親保持不冷不熱的交往。我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生活在上海，年紀還小，但到文革發生時，他們都高中或讀專科了，妹妹受文革影響，要跟爸爸脫離關係，令父親傷心。北京姑姐1965年早逝，避過文革批鬥。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嬸嬸，都受到父親的「黑背景」牽連，受審查以至批鬥。當然，所有通信都斷了，除了劃清界線的信。
父親一生愛國，親共，在香港被統戰、「團結」，但在中共的檔案中，他就留下「污點」，對他只有「利用」而不被信任。（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19日）
失敗者回憶錄38：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在「被使用」者中，也將人分成好幾等。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有些什麼，但在中共掌控之處，檔案就緊隨每一個人。
1950年代，父親參加過一個組織，據知是中共領導的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在1949年中共為建立政權而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政協中，有9名代表參加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主席蔡廷鍇是1932年淞滬抗戰中擊退日軍的十九路軍軍長，成員中有其後任香港《文匯報》總編的李子誦，還有一個是共產黨員、被派到民促實際擔任領導的司馬文森。司馬1946年任中共港澳工委委員，領導和統戰當時的電影界。父親與司馬來往頗密切，大概也在這時參加民促。司馬1949年後回大陸，民促在1949年後合併到民革中。那時香港民革的名義領導人是李子誦，父親與他一直保持聯繫。父親也與一些電影人組成定期聚會的小組，參加的有李晨風、左几、秦劍、吳其敏等人，但有一個非影界的陌生人常來出席，不記得他姓什麼，相信是進行思想領導的共產黨員。
父親積極靠近中共，但中共旗下的電影公司，如鳳凰、長城、新聯，從來沒有找過他拍片，一直與他保持距離。父親組織藝文公司拍片，每年國慶節在家中設酒會慶祝，左派頭面人物也會來。1955年《戲劇報》事件發生後，中國新聞社社長不斷來找他傾談，後來又同他一起去印尼，通過他向當地僑領統戰。1957年父親被邀請去北京，那是他在中共建政8年後，首次去北京與他的弟妹和故舊會面。蔡廷鍇題了一幅字給他。文革開始，父親在大陸的親屬紛紛因他的關係而受到牽連、批鬥。六七暴動期間，他沒有被知會要一起參加「反英抗暴」鬥爭，事業和左派的朋友關係也完全隔絕。在孤寂中，1968年他就搬去澳門居住了。
我倒是在這期間漸漸在左派陣營中冒起。「反英抗暴」期間，我參與了出版界抗暴的文宣工作，可以說是被倚重的「健筆」。其後辦《七十年代》因為受到北京高層的關注，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人也開始跟我接觸。但講到我父親，他們都有保留。1975年父親病重，想到廣州檢查，我問香港的中共頭頭，若我同去是否可以介紹關係，有較好照顧。回答是：由他自己去吧，你不要同去了。
我相信這都同中共的檔案有關。中共最重視一個人的出身，背景，若有所謂「歷史污點」，就被列為「不被信任」戶。生活在大陸會經受一再批鬥。生活在香港或海外較幸運，但那怕你多麼向中共靠攏，也只是「被使用」的對象，不會充分信任。在「被使用」者中，也將人分成好幾等。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有些什麼，但在中共掌控之處，檔案就緊隨每一個人。
我那時候，大致上領會到中共對父親的「定性」，但我沒有能力為他辯解，也沒有去了解父親的感受。思之有愧，亦有憾。
妻子梁麗儀無論在香港讀中學還是到廣州讀大學，她都單純為了讀書，沒有要靠近黨組織的傾向，但因為她父親是1929年就在香港入黨的地下黨員，她哥哥也是黨員，根正苗紅，於是在大學時就被吸收進共青團，而其他極力想要入團的同學，無論多「進步」，也一直被懷疑。她在1970年因為我的關係被隔離審查，其後獲得「解放」，雖說可能與她的倔強有關，但也不排除中共組織在了解她的出身背景之後而讓她脫難。1974年她以「調幹」的方式來香港，雖說是對我工作的肯定和「照顧」，但相信也與她的出身有關。
文革時有紅衛兵提出「血統論」，在大字報貼出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儘管受到文革中央領導人批評，說「這樣提不策略，不利於我們爭取可以爭取的人」。但這是指「策略」，而不是指根本精神。對敵鬥爭是中共主要的思維模式，加上像影子一樣跟隨著每一個人的檔案制度，以歷史的純正清白去要求每一個人，以出身背景來決定對一個人的信任程度，可以說是中共百年不變的傳統。因此，滋生了紅二代，權貴獲家庭傳承，掌權者在這種政治「近親繁殖」中不可免地產生愚昧化趨向。
不過，隨著幾十年中共內鬥的曝光，「歷史背景」論和「出身血統論」實際上已宣告破產：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他的歷史背景都被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污名，連被黨章列為「接班人」的林彪，都被指為「陰謀家」，那麼對所有人講背景出身，講歷史污點，不是太滑稽了嗎？
由打江山而成為永續執政黨，就永續擺脫不掉對敵鬥爭的思維，在和平時期也如同置身戰爭狀態中，對內施政如此，對外關係也如此。今天自以為最被信任的人，事實上都只是「被使用」。因為政治的傳承就是近親繁殖。（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21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