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參加高考的過程中，我領悟到自己原來在政治上不是那麼被信任。我曾經認為可以依賴的學校當局，在我接到落取通知書後，並沒有給予我對出路的意見或支援。幾個月後，部分落取的同學，被安排去廣州入讀補習學校，準備來年再考。我沒有得到安排。我整日閒置家中，成為畢業即失業的青年。我去找畢業班的班主任，他說會替我留意有什麼工作可做。但拖了好幾個月都沒有著落。
那時候，我父母親已經離婚多年，媽媽在日本另有家庭，我姐姐在1950年就回到廣州讀中學，1952年考上瀋陽的東北工學院，正在那裡讀書，我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在上海依附他們的母親。從1951年開始，我就跟著爸爸過日子。1953年爸爸另娶。我原先在父親眼裡，是一個極為上進和讓他驕傲的孩子，自落第留在家中就成了沒有出息的多餘的人。我沒有錢花又不敢跟父親要。一個人在家中等吃飯等睡覺。感到前路茫茫。
有時候，我會早上去公共球場，同不相識的人打籃球，下午從尖沙咀住家走路到油麻地的中華書局，找些書站著看大半天，再走路回家。
那時在香港找工作不易，尤其是我們左派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更難找事。另一方面，我仍然抱著愛國主義的理想，想要憑學校的介紹參加「愛國陣營」的工作，所以一直等待。眼看有些沒有去高考的同學，被安排留在學校任教師或職員，有的被介紹去了左派國資機構，而我仍然在等待。經過一兩個月後，我決心把個人前途問題放一邊，收拾心情去閱讀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著作，也每天寫閱讀和生活札記。
投閒置散約半年，在廣州讀大學的同學回香港過寒假。那一天，畢業後沒有怎麼聯繫的梁麗儀，從火車站下車沒有回家，就到我家來探訪。她問我這半年怎麼過？對未來有什麼打算？以前在學校時是我關切她的「進步」，現在換了她關注我的前途。我們談了一個下午，我送她回家。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在她這段寒假期間，有多次會面。她回廣州後，我們開始了通信。
1955年2月，班主任通知我，持一封介紹信去《文匯報》找一個叫廖源的人，他會安排我工作。跟我同去的，是班中一個普通同學，不是我那樣的活躍分子。廖源不是安排我們在《文匯報》工作，而是介紹到一家華僑資本的書店——上海書局。我後來猜想，根據中共對我父親檔案的研判，我在政治背景上是不配進入中共官營機構工作的。上海書局的總公司在新加坡，香港是分局，政治上屬於中共在香港的團結對象。
我進入上海書局的月薪是100港元，公司供食宿。開始在發行部工作，幾個月後，調到位於灣仔一座舊樓四樓的編輯部，任資料搜集和校對。廖源家住三樓，他和家人常到編輯部借打電話。一年後，他陪同紅線女、馬師曾訪北京，馬紅其後回國服務，廖也就被指派到左派電影界當領導，改名廖一原。成為一時影圈名人。
據後來了解，廖源是中共黨員，被派往領導中共外圍的民盟（中國民主同盟），而上海書局的負責人，也是香港民盟的成員，間接受中共領導。上海書局，不是中共資本的黨產機構，只屬中共的外圍。
不太被信任，進不了正式的國資機構，但反而使我有了自由成長的空間。在上海書局編輯部，我開始了人生的新階段。（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12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