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由於我國早已透過立法銜接巴黎協定，解釋上已具備提供我國自主立法納入公約第六條新機制之連結的空間，並可透過相關的行政規範與技術規範設計，讓我國也能自主的履行自定但合於國際規範的NDC義務；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規劃的國際合作與國際碳市場參與，將能提供我國以及國內企業之減碳支持，帶動我國綠色產業與國際貿易之餘，並嘉惠其他發展中國家。惟，這些美麗的願景仍必須建立在完善的規制基礎上。
雖說此次會議已將高度爭議的諸多問題加以釐清，但是上述許多問題卻仍有賴各國進一步的規範去建立完善的遊戲體系。故此，對台灣而言，建置自有碳交易體制來連結國際氣候新機制固屬必要，但如何完善法規已符合國際規範之要求，並針對台灣特殊狀況為設計，仍是一大挑戰。
目前國際氣候行動者已然積極的有所主張，要求各國在公約規範之外，應訂定更清楚而嚴格的規則，供企業從事碳抵換之遵循。否則勢將引發更多公民團體與媒體之注意。確實，這正是未來台灣企業界與主管機關必須協力之重點。（相關報導：Fiv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Glasgow Climate Pact）
結語
二十多年來，台灣從未在氣候公約的場域缺席，而今，誠如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所希望，全世界「在回顧哥拉斯哥COP26時認為這是終結氣候變遷的起點。」那麼台灣也必須走出過往的模式，隨新的立法，開啟新的思維、新的作為，來投入這個新的起點；而從大會主席Alok Sharma的眼淚，我們應該能體會到這個世界也不當然會為台灣而調整，但如何將自己融入全球共識下的機制，並化危機為轉機，則有賴我們當前所迫切需要的大智慧。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