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台灣「318反服貿學運」的坑灰未冷、棋局已殘之際，我在遙遠的蘇格蘭曾揣想：接下來，大陸要如何面對這場風波之後的台灣？原本在這份協議簽成之際，經內部各方協調要對台灣做出的經濟讓步，是給、還是不給？
當時我的一個判斷和預測是，即便服貿協議在台灣完成立法程式、正式生效的機率已經微乎其微，但對大陸來說最理性的做法，是不管台灣內部的拉鋸，單方面直接宣佈對台灣個人和企業相關優惠條件，直接在大陸開始生效。
畢竟，如此一來，才最符合大陸與台灣洽簽服貿協議及整套ECFA架構的最高宗旨。以台灣市場之緊湊、競爭之激烈、規模之有限，大陸與台灣簽署服貿的初衷，從來就不是當時運動青年們所聲言的，什麼來台灣併購巷口阿姨開的理髮店、讓台灣夜市裡都是「一條龍」的陸資攤販等等......服貿本身最大的用意，其實就是鼓勵台灣最多人口從事的服務業中的領頭羊企業，都能到大陸發展，形成「頭小身體大」的業務樣態；讓作為台灣中堅階層的專業技術人才、文創工作者、白領金融服務業者，甚至是教育、養老、醫療、獸醫等市場新興領域的從業者，都能夠擁有到大陸「平行發展」的動機和誘因。如此一來，不論台灣執政黨如何輪替，社會主流自然會形成一股「底線反獨」的共識牆──阻止任何有機會執政的主要政黨，在兩岸關係上提出過於極端化、衝撞性的選項。從而使「台獨」作為一個島內政治選項的市場前景，逐漸被邊緣化。
當然，「反服貿學運」爆發之後，服貿狀態隨即陷入了彌留狀態，雖然在法理上海基會並未斯毀協議；但兩岸皆知，在台灣內部已經不存在服貿再次被理性討論並生效的可能性。
而過去這些年，我在與大陸涉台學者的交流中問過，為了繼續推進落實服貿本應具有的政治經濟效果─大陸是否會單方面地、化整為零地，逐步逐項將原本已承諾要允許台灣個人和企業登陸的選項放開？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理由不外乎：「現在兩岸根本連談都談不了了，怎麼還可能在實質上落實服貿？」、「只有大陸單方面向台灣開放，台灣什麼都不履行，大陸內部難道不會有壓力嗎？更重要的是，其他WTO成員方對於大陸單方面向台灣傾斜這種事情，一定不會輕放」、「現在民進黨當局即將/已經上台了，在這種情況下做這樣的決定，會被視作示軟，向台灣社會放出錯誤的信號」....云云。
但4年後的此時，大陸單方面宣佈對台灣人民和台資企業開放的31項「同等待遇」措施，和80多種專業技術證照考試資格，在在顯示了，在背後做出這項決定者的思考站位和謀劃，已經衝破了上述我聽過的種種曾有過的猶豫，直接回歸到與台灣簽署服貿時的「初心」。
這些「初心」包括什麼？4年前我曾預想的政治和經濟效果發酵情境包括：
「5到10年之內，台灣各領域服務業內的指標性廠商、旗艦品牌大多會登陸大陸市場，特別是以金融、零售、電子商務、資訊服務、文化創意、運輸及旅遊行業的受惠效果將尤為顯著」；
「年輕族群中的產業中堅份子，有顯著比例的人口，會在事業上或者長駐大陸、或者頻繁往來於兩岸之間，或者其本身的業務內容與大陸市場、大陸廠商發展出綿密的合作關係」；
「在大陸市場空間發展的台灣人士，還將打破目前以台商、台企所聘雇之人員為主的結構；除了受聘於大陸企事業單位或外企的在陸台灣人士可望逐步增加外，諸多擁有證照或特殊資質技能的台籍專業技術人員，也將有機會以大陸作為舞台，開拓其職業生涯更加廣闊的可能性」；
「一旦大陸因實質採取『惠台』措施而遭其他WTO成員方告上國際貿易仲裁機制，那麼在國際間、和在兩岸間的宣傳效果、形象效應，恐怕也未必全是消極的。」
轉眼間的4年過去之後，坦白講，台灣企業特別是服務形企業登陸大陸時所要面對的本土競爭─不論是產品服務反覆運算的激烈競爭、資本規模戰的燒錢碾壓、對海外市場的投放能力、優秀人才的薪酬吸引力，當然還有面對大陸當地政府監管的GR能力，情勢都已遠比4年前更加艱钜。
與此同時，當年戮力投入這場運動的青年抗爭者，也有許多人都已經走出校園、走進產業鏈，或者已在產業中爬升到更有全域觀的位置。他們又會怎麼看待4年前，曾被同齡人中的多數所否決的選擇？會怎麼回應重新端到自己眼前來的「牛肉」？當其時與馬英九的低迷聲勢和國民黨的顢頇形象一起「陪葬」的服貿協議突然甦醒還魂之後，對於今天的台灣個人和企業是否還有吸引力？當蔡英文競選時用已替代兩岸經貿整合的其他路線選項─「在地經濟」「五大新興產業」和「新南向政策」等，在她任期即將過半、卻遲遲未見任何標誌性舉措起步的背景下，馬英九時期曾奉為施政圭臬的「力用中國」路線，會不會重新浮現成為台灣政壇的可考慮選項？特別是當國民黨恐怕仍難在2020年取回執政權的預期下，這種選項又會為台灣內部的哪些勢力所代表、所鼓呼，並對今後政壇促成哪些影響？
凡此種種，皆是我們值得觀察的局面。與此同時，我們也都已身在局中。
＊作者為在大陸工作之台籍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