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議題上一向敢言的黃秋生並未錯過這些。即使在「雨傘運動」期間正在身在上海拍戲,但他仍然在臉書上表達了對學生的同情,批評香港政府和警方動用催淚彈驅逐示威者,並以當時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會長的身份,呼籲在緊急情況下開放校園予學生躲避武力。
後來隨著「佔中」關於普選的抗爭演變成對「港獨」的爭議,在事件期間曾表達過不盡一致立場的一眾香港藝人包括杜汶澤、何韻詩、黃耀明、張敬軒等等在內均受到內地不同形式的「封殺」。黃秋生亦在最近數年未再接到內地的任何工作邀請。
「這幾年搞得我很累,因為『雨傘』,」幾年過去,黃秋生自己都覺得無法說清楚的是,他本意並非支持那場令市中心區域癱瘓79天的運動,也絶非「舉報」者所指的「港獨分子」。但是正如內地遊客與「水貨客」難以區分一樣,在「他人即地獄」的群體對立邏輯當中,幾乎任何表達觀點都人都難逃被定性的命運。
「不會清楚的,在這樣一個時代裡面,」黃秋生說,他同時看到了兩邊各自湧現的「精神病患」,令他欲獨善其身而不能。
「突然之間那幾年,我回到了60年代,感受到像陳靜心……那樣一幫『癲人』,瘋狂地借這些思想來找好處,」黃秋生說。年少時出於對被禁制的非主流信息興趣濃厚,自覺簡體字閲讀《紅旗》雜誌、馬列文選等所謂的「左派」刊物,因此他對「文革」式的上綱上線現象從不陌生,只是沒有想到會在這個年代親歷——雖然當下的嚴重程度與文革無法相比,「但意識形態是一樣的」。
黃秋生笑說:「所以在我生命裏,這是很珍貴的:你在這樣的一個年代,可以感受到一個那麼野蠻的年代的批鬥方式, 是不是很精彩?」
香港
2018年,黃秋生將再踏英倫,參演一部英國影視劇。他坦言,雖然他自覺得似乎比一般華人更容易與英國人相處,但是西方人的生活搬到他身上,仍讓他覺得「不妥當」。
「老實講,我真的比中國還中國,」他說,自己在生活中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人,「我家裡還有地主,還有灶君的。」
在灣仔,從歷史建築藍屋一側那幢黃秋生童年時曾與母親一起居住的房子,走過幾個街區一直到春園街沿途,黃秋生熟悉地向記者介紹這個香港島最古老的鬧市區之一當中每一個曾經是武館、中醫診所和涼茶店的地點,以及他記憶中華人與英國人在這裏生活的情景。
他不同意說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香港殖民地歷史的見證,而是將自己的人生歸因於母親的堅強和忍耐。
「說沒有殖民地就不會有黃秋生這個人就誇張了些……」他說。
「當日,我工作都沒有什麼心情。朋友對我都不怎麼鼓勵。入演藝學院需要人擔保。我媽媽力排眾議地讓我上學。沒有我媽媽就沒有我,這是唯一肯定的。」
對於這座他生活大半輩子的城市的未來,黃秋生卻是相信,「文化上的回歸」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雖然他感嘆於這個「掉一包垃圾都是政治」的情勢,也感嘆於傳統老店正在租金日漲的壓力下逐漸消失,但是他覺得,港英時代留下的「遺老」過去後,香港也將會如租界消失後的上海一樣,逐漸復歸中國城市的身份。
「一定是回歸——必然的。這樣一塊地方,是借來的時間,」黃秋生說。
而作為一個個體,他覺得自己還能為香港做什麼?
「我們這一代,說實話,幾十年,完的了,」他回答說,「我幾十年積下來的東西,都掀桌子掃掉了,還想我做什麼?我做完了,我應該做回自己的事。」
那個沒有再回來過的英國父親呢?
「人生的事情就是由它過去,」他說,「就好像身體上的疤痕,它永遠在那裏,告訴你一些過往,是一個記錄,一個歷史。無需要介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