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可想像台灣抗日志士心中的喜悅與如釋重負。日本時代所建立過的台灣民眾黨，在對抗日本殖民統治過程中，爭取台灣人的平等、民主與自由，卻遭日本殖民政權斷然扼殺。二戰結束，日本戰敗，有過組黨經驗的台灣民眾黨人，此時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可想像的是，過往受阻撓的政治參與、被限制的參政自由、被噤聲的言論，包括組黨自由，都期盼隨著日本統治結束，得以再生。
重組民眾黨的波折
要追溯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簡稱政建協會）發端的痕跡，有一則訊息是重要的，那就是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回憶錄中述及：「余初抵台灣，偶過延平北路，見民眾黨籌備處之稱，赫然榜於三民書店門首。」 李翼中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抵達台灣的，他清楚提到剛到台灣時，便看見「民眾黨籌備處」的招牌掛在三民書店門口，書店主人是蔣渭川，他是日本時代台灣民眾黨創辦人蔣渭水之弟，是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的要角， 並曾當選台北市會議員。而李翼中之所以如此驚訝，是因為他們並未允許在台灣可以有國民黨以外的政黨。但正是李翼中的訝異，證實政建協會最初確實意欲重組台灣民眾黨，他們的主觀意識是組織政黨，而非只是成立一般的人民團體——「協會」。
至於明確的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事實上戰爭一結束，日本時代的政治運動者，無不活躍了起來。台共謝雪紅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於台中成立「人民協會籌備處」， 「台灣學生聯盟」也在九月三十日組織起來， 更遑論在日本時代已有政黨運作經驗的「台灣民眾黨」了。畢竟在過往的組黨過程中，他們已有全台動員號召群眾的經驗，更走過政治抗爭，甚至遭關押的歷程。即便一九三一年民眾黨遭日本政府解散，不少同志仍參與了一九三五及一九三九年的民意代表選舉，這條政治參與之路有其持續性，他們可說是台灣第一代的政治運動者及專業政治工作者。
而這段組黨的開端，幾乎不見於史料，甚至在蔣渭川遭通緝、逃亡一年之後，在丘念台具保下解除通緝時， 他所檢附的「自白書」，第一要交代政建協會的由來時，甚至完全略去重組民眾黨這一段，而交代以：「台灣光復後全台省民心滿意足，數十年來之願望達到，乃在省黨部諸幹部來台就任時，集合舊有同志，在新中華酒家開歡迎會，其宴會中種種交換意見，結果認為有須要創立國民黨員的研究或訓練機關，將四舊有團體的同志聯合設立一個團體，受黨部指導下進行籌備，舉十數名為籌備委員，即時進行工作，假定名為台灣民眾聯盟，廣招舊同志儘量參加。」
這段描述，有虛也有實。彼時應有初遇國民黨時，杯酒交晃間所營造的「不分彼此」，特別是此時已經被限制不允許重組民眾黨了，如何與這個新臨的統治者周旋，恐怕已進入步步為營。但總歸將台灣民眾黨、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台灣革命黨聯合組織起來，是他們此時真正的行動。
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人員比長官陳儀更早抵台，全台走透透、各處拜會宣傳，積極組建黨員。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日本受降典禮這一天，《民報》以大篇幅報導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告台灣同胞書」，內容非常接地氣，高呼口號時第一條就是「發揚台灣革命先烈精神！」第二條才是「實行三民主義建設新台灣」。 這在擄獲人心上，顯然別有心思。就其角度而言，台灣久經日本統治，已然日本化，此時能作為他們與台灣本地接觸的安全橋梁，自然是與日本政府對抗過的，甚至受日本政府迫害過的抗日團體。
所以，政建協會真如學者陳翠蓮所述，是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積極扶植的？
目前研究者對於政建協會的成立，主要是引述蔣渭川的「自白書」，但此一資料的使用需考量下筆之時，蔣渭川已歷經二二八事件時險遭槍斃，其女兒於現場遭流彈波及亡命，而同志友人不是遭密裁槍殺，便是流亡海外。特別陳儀是以「公開徵調日本時代退伍軍人及當地暴徒，背叛國家實屬不法已極」將政建協會關閉的， 這項罪名無異指控政建協會組織武裝力量對抗政府。所以當一九四八年蔣渭川企圖透過丘念台、透過國民黨黨部處理保釋時，第一他必須交代的就是政建協會。因此這段必須向上級「交代」的內容有多少需避重就輕，有多少在情境下必須模糊以對，顯然需要更多考據。
而蔣渭川畢竟留下了「台灣民眾聯盟」這個線索。
就目前有限的資料瞭解，這場糾合抗日四團體的磋商會，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在新中華酒家召開。 依《民報》報導，當天並無台灣省黨部的人參與。因為此時省黨部的人是所謂的要員，若有參與，無不放在出席貴賓的最前面，很少有不報導其蒞臨的，更何況是欲將日本時代已然分裂的各團體，重新統合起來，這可是大事中的大事。
至於省黨部幹部來台就任，為他們開歡迎會，席間談些什麼？究竟「台灣民眾聯盟」是自發成立，還是依黨部意見成立？是各團體本來就致力恢復昔日組織，既然省黨部有此意見，也能擴展凝聚更大力量，因此不妨一試？還是根本反過來，趁與黨部人員見面時，釋放抗日團體結盟的訊息，以尋求其支持？
省黨部制止組黨
首先，十月三十日這時候，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尚未成立，其成立的時間在十一月，甚至主任委員由李翼中擔任，是到十一月十三日才透過媒體披露的。 此時黨部的工作，一方面在全台各地拜會溝通、積極爭取黨員，另一個工作重點反而是要化解此時紛紛想要成立的政治組織。就李翼中所言：「蔣渭川等組織青年黨，嗣又恢復民眾黨，他如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各有所醞釀。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張士德返台，各派系分子又紛紛受其吸引。余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蒞台，十一月省黨部成立，隨率職員遍至各縣市訪問及舉行宣傳大會，地方賢達及各派系穩健分子多加入為黨員。經多方疏導，各方始漸明瞭，黨派組織之風稍戟。」
事實上李翼中是把「黨派之風稍戟」，視為他初到台灣時「疏導」有成的結果。對統治者而言，擔心的是政治團體一旦坐大，將威脅其政權，特別是所有的外來政權，其實更恐懼本地力量的集結，因為一旦無法掌控，將具有顛覆其政權的強度。所以若說此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希望抗日的力量，集結成為「台灣民眾聯盟」，恐非實然。
自中國抵台的省黨部人員，對這些舊有的、台灣本地的政治力量，確實想要拉攏，一方面使其加入國民黨，二來則是透過其觸角深入台灣社會。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省黨部於台北公會堂舉辦三民主義宣傳大會，來了數千名的學生及民眾，大會的主席是蔣渭川，省黨部書記長張兆煥、宣傳處長林紫貴先後登壇，「講解三民主義要義⋯⋯講述總裁言行。」 這顯然是蔣渭川等幫忙動員的結果，是這些根植於台灣本地的政治組織，才有動員群眾的實力。而此時省黨部正積極進行的，是如李翼中所說的，在各地成立黨部吸收「穩健分子」，而非扶植「台灣民眾聯盟」。
抗日團體自覺的行動
至於合組民眾聯盟是抗日團體主動的意志，還是國民黨授意的？前台灣文化協會成員李曉芳曾述及：「戰後這些原來的抗日團體認為：如果不成立一個政黨之類的組織，就很難結合起來做事，所以不能再分文協、農組、工會了，一定要組成一個團體。」 就其所言，這些日本時代從事自治運動與解放運動的工作者，是有高度自覺的，一來他們認為必須組黨，二來他們確實有心破除以往的路線之爭與分裂。這段憶述亦說明了合組「台灣民眾聯盟」，有其主動與自發性，是當時抗日團體普遍的共識，而非國民黨省黨部的授意。
所以多數學者引述蔣渭川的「自白書」，認為台灣民眾黨等自治運動團體在戰後的集結，是國民黨的意見，第一，時間點不對，因「民眾黨籌備處」掛牌早於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來台之前，而思成立「台灣民眾聯盟」的時間也早於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成立之前。第二，結合各抗日團體籌組政黨，是自覺的行動，而非國民黨授意。第三，李翼中的角色在解消抗日團體重組政黨，而非「指導」其組織起來。第四，國民黨此刻正於台灣各地成立地方黨部，急欲吸收賢達及「穩健分子」入黨，而非扶植其他政治團體。第五，要求政治團體受國民黨指導，是台人團體被以解散組織為由受到要脅，此外亦受訓政時期，以黨領政之非正常體制的約制。
＊作者為二二八文史研究專家。著有《激越與死滅 - 二二八世代民主路》、《光與灰燼─林連宗和他的時代》。本文選自作者新作《二二八消失的政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台北市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