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性分析
本文的經濟分析重點不在探討二二八事件的產生原因，而是預警台灣人民如果不建立一個反屠殺誘因機制，類似228事件將會重演，未來我們的子孫非常可能再度受到政治掌權者的屠殺。作者的推論建立在經濟理論的工具理性分析，亦即當年的掌權者根據工具理性的計算，選擇對其利益最大的決策。敗退到台灣的蔣中正，為鞏固其政治獨佔地位，這是一場政治經濟利益衝突的零和賽局（zero-sum game），政治軍事屠殺難以避免，只等待一個火源。從本文的論述，大家也可以了解為什麼戰後德國民主政府會透過法律這麼嚴厲且全面性的制裁與集中營業務相關的德國人。
施暴者的自保策略
二二八事件到底傷亡多少人？從數百人到十幾萬人，眾說紛紜。在利益衝突情境之下，統治者工具理性的推估本身就會依照其自身利益來計算。因此，我們就看到當年國民黨政權各個軍警政單位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統計呈現巨大差異。還好當年台灣前後日本與國民黨兩個獨裁政權，為了控制人民建立非常好的戶籍制度，提供了精確的每年人口死亡數字。在糧食與醫療技術相似以、及沒有嚴重天災的條件之下，比較相鄰年度的變化，就可估算228事件當年，人禍導致的死亡人數。依照這樣的客觀方法，比較內政部資料庫的人口統計資料，理當可以得到合理的推估。可是，作者在政府戶政的人口資料庫就是找不到 1947年死亡人口的相關資料。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為掩飾當年的罪行，藏匿在政府各單位的施暴集團竄改資料、銷毀檔案，屢見不鮮。
在更早的白色恐怖時代，蔣介石更是預見他必須做一些自保的策略，結果就是走狗烹的包啟黃案。包啟黃先後任職軍法處長與軍法局長。他在任內，接獲蔣總統手諭百餘張，都是憑著蔣介石的情緒任意加重白色恐怖的受刑人刑期，甚至批示死刑。蔣介石恐懼這些手諭曝光會危害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所以包啟黃說：「蔣總統必須藉故抄他的家，以收回手諭，殺掉我以滅口，這是我非死不可的原因。」
不論是中國國民黨屠殺台灣人民的228事件、中國共產黨屠殺天安門的中國學生、韓國全斗煥總統的光州屠殺事件、以及許許多多人類歷史上掌權集團屠殺人民的事件，都顯示出在零和賽局的權力鬥爭中，掌權者發動屠殺人民是擘畫慎密的工具理性決策。當然他們會進一步找一個藉口來合理化他們的屠殺行為，以對「歷史交代」。就台灣社會而言，到現在還有人相信屠殺者的「歷史交代」─那是保衛台灣的必要之惡。
二二八事件的餘毒盪樣
國民黨政權為了確保其統治地位，血洗台灣，這種自私殘暴的行動不但在當年造成眾多家破人亡，更撕裂了往後的台灣社會發展。在獨裁政治體制下，沒有監督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政治制度，統治集團的貪婪與殘暴四處泛濫，機關槍掃射、誣陷、槍斃、侵占、貪污、嚴刑酷打與牽連無辜，眾多的被統治者成為驚弓之鳥。無所不在的恐懼，不斷地在心靈與身體上同時壓迫他們、折磨他們、飢餓他們，逼他們相信統治者的謊言與要脅，他們臣服了。
但是，如果你把人民當作奴隸，他們會變成消極被動；如果見多了殘害生命的事件，他們會傾向於暴力；而如果你把人民弄成麻木不仁，他們會喪失根本的創造力；當在上位者為達保住政權不擇手段，整個社會到處產生正直人材反淘汰的現象，正直的社會文化也蕩然無存，台灣社會人格遭到嚴重的扭曲。戒嚴30年之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二二八事件以降，國民黨殘暴統治的思想行為餘毒，在現代台灣社會的各種政治社會事件不斷地呈現出來（大盜理想國）。獨裁政治文化的餘毒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最大威脅，它是殘暴的獨裁統治集團再度復活的沃土。台灣社會必須採用甚麼措施，來防範類似 228事件再度降臨台灣？
反屠殺誘因機制
前面的分析指出殘暴的獨裁集團是理性（工具理性）的一群決策者，當這些政治謀殺犯大權在握，如果他們的算計只考慮眼前謀殺人民的利益，不認為未來自己會被司法定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則他們的決策必然是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個。這種只有好處可得，沒有代價必須付出，就提供了極大的誘因去進行大屠殺。
任何悲天憫人的宗教始祖，都看到這種殺戮者的強大誘因，因此他們的經典教義必然有未來的天堂與地獄，反制殺戮者的現世利益誘因。然而，對沒有宗教信仰的共產黨徒，例如：毛澤東，則完全沒有反制的效果；對國民黨人來說，例如：蔣中正，晚年信仰基督，但是他從來沒有放下「屠刀」過，他的「屠刀」一直架在被統治者的脖子上。在他的總統任內，直到死亡，戒嚴法未解除，被以思想入罪的人仍然被關在黑牢裡，蔣中正也從未懺悔他犯下的殺戮罪。宗教所提供的遏止殺戮的反誘因機制，對中國政治謀殺犯的制衡效果，微乎其微。
最強的反屠殺誘因機制必須具備一個條件：現世報。其道理就如經濟的資本價值論，對投資者的決策而言，未來的成本越遠離現在，其成本現值越低，對現在的決策越沒有影響力。因此，台灣社會要保障下一代子孫免於恐懼的自由，就必須在台灣的政治制度裡面建立反屠殺誘因機制，建立具備以下條件的司法組織：
一、現世報 ─司法調查與審判必須快速，理由如前所述；
二、除垢 ─效法德國戰後的司法改革，參與納粹黨與共產黨迫害人民的司法人員一律免職，其考慮因素是不容許一位共犯審判另一位共犯；
三、政治謀殺罪沒有起訴期限 ─這也是德國國會通過的一條法案，理由一是國家暴力犯罪者掌權的時候，有實權去銷毀自己的各種犯罪檔案資料，導致偵查國家暴力犯罪者比一般暴力犯罪者更困難。理由二是杜絕政治謀殺犯僥倖心理；
四、阻礙司法調查罪 ─這是最近在美國新聞媒體報導上最常聽到的一個司法名詞，這種罪存在的理由通常與總統領導的行政部門有關，因為行政部門人員牽涉到的司法案件時候，可以用他的行政權力去竄改、銷毀或拒絕交出政府相關檔案，導致司法調查無法進行。阻礙司法調查罪是一條有效嚇阻政府相關人員參與掩飾罪行的法條，就算是位高權重的國家領導人總統，也會被他所管轄的司法部調查人員，以此罪名起訴，而被迫下台，尼克森總統就是一例。
結論：懲罰不是為了報復過去
對於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迫害冤獄，台灣有一派人高喊不要仇恨要和解。暫且不論他們真正的企圖在那裡，本文用企業績效管理原則來反駁這種無用的說法。首先，績效管理的表面目標好像在於懲處績效不好的員工，然而績效管理的真正目標在於透過獎懲過去，影響員工未來行為，以提升企業未來的運作效率。同理，公正徹底的審判台灣過去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迫害者，不是為了報復，是為了嚇阻未來的政治掌權者為所欲為，保障我們的下一代子孫免於恐懼的自由，不會再度遭受屠殺。台灣現在所做的真相與和解，完全沒有嚇阻效果，其理由正如策略性承諾(Strategic Commitment)賽局所指出的，真相與和解的這類型行動(action)並非有效的承諾(Commitment)，它們只是一種空話而已，嚇阻不了未來政治掌權者的屠殺行動。依本文分析來看，蔡總統的司法正義轉型，也只是一種空話，原地空轉而已。
＊作者為策略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