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看案件，洪如靜也很不解：「男友都要殺媽媽了，妳怎麼可以無動於衷？」但回想一下蔡京京的過往，她看見蔡京京與原生家庭的疏遠、對愛的渴望，蔡京京希望被愛而配合犯罪，最終就是悲劇的爆發。
死刑判決背後框架：因為身為母親而免死，卻也因身為「不合格的母親」被判死
女性殺人背後常有情感因素，這情感不只有謝依涵、蔡京京的女友身份，也有作為一個妻子、一個母親的角色。《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詹斯閔說，雖然法院常說女性柔弱、可以輕判，還有孩子要顧的媽媽更是可以被輕判，美國康乃爾報告也點出「母親」這身份的雙面刃──幾乎全世界對死刑執行都有針對「媽媽」的條文，若是懷孕與哺乳女性不可以判決與執行死刑、有些可能是孩子2歲以後才可執行死刑，「但很弔軌，如果這媽媽無法哺乳、年輕媽媽不願哺乳，是否就會馬上被抓去殺掉？」
性別刻板印象給予女性被輕判的空間，但若不符，女性將受到更嚴重的懲罰，詹斯閔說，這在台灣2020年張姓單親媽媽殺死兩名幼子的案件即是一例──當一個媽媽因為生活各種困難疲憊到殺死自己的兩個孩子，她被認為一個不夠好的、泯滅人性的媽媽，一審判決死刑，至於她6–7年間帶著兩個孩子、毫無空間休息的事實，就這樣被判決忽略了。
被判決忽略的那塊，也往往是女性最無助的日常──如今身為媽媽的詹斯閔回憶，她在大學就生下孩子、一邊讀書一邊帶小孩，也因疫情因素無法帶孩子去托嬰，她時常抱著孩子完成所有課業與考試，「那非常難想像，很痛苦、有很多經濟壓力……」後來她打電話問學校生輔組是否有相關輔導機制與生活補助，沒想到電話一轉再轉、最後是主管道歉：「對不起，我們幾十年來第一次遇到學生有這種狀況。」學校無法接住無助的媽媽、校園裡連哺乳室與尿布台都沒有，而有更多媽媽在學校以外的場域單打獨鬥，情緒隨時可能炸鍋。
就康乃爾報告案例，即便遠在美國，女性處境也依然如此──一位美國女性因為受到家暴而殺死丈夫，這在法院或許會被同情，但在逃亡過程警察搜到她的行李有性感內衣，這套內衣竟就成為「罪證」，檢察官在法庭上拿著內衣對陪審團說這就是不知檢點、不知悔改的惡劣女性，犯案後竟還會穿著內衣出遠門旅行。
但內衣跟殺人有何關係呢？這就是康乃爾報告所說的「不只審判她的罪」，女性時常不只因犯行被審判，還會審判她是否為一個好女人、好媽媽。
性別框架不只發生在女性的犯罪，男性也一樣受苦。諸如台灣發生多起情殺案件，當女方說要分手，從來沒被拒絕過的男方無所適從、不知道被拒絕該怎麼辦，「回想義務教育，我們教育從沒有一堂去探索內心情感，男女性一樣缺乏情感教育，男性可能更嚴重、不可以軟弱不能哭、到現在去公園還是會聽到大人跟小孩說不可以哭……」詹斯閔想到鄭武松、李宏基案，這些男性共通困境是無法符合傳統認為「男人該有的樣子」，鄭武松入贅、李宏基與妻子離婚得不到孩子監護權，當這些框架引發無處釋放的情緒，最終就是悲劇發生。
框架壓迫的不只是女人，也有男人。世新性別所學生張奕涵的困擾之一，是有夥伴覺得如今台灣社會已經夠平等、他身邊的女性並不是理論說得那樣飽受壓迫，對此《廢話電子報》主編吳奕靜提醒，「大家談論壓迫可能會講普遍存在事實，不代表某個案不存在……進步當中的平權運動會越來越困難、歧視會更幽微，他不會只是法律上說女性不能拋頭露面，但仍有不平等的地方。」
儘管社會再進步、總有人說別再提50–60年前性別壓迫，張奕涵深知社會變化沒有眾人想像得那麼大。若能撤除框架，受壓迫的男性與女性，是否就有機會選擇不殺人？這仍是整個社會的未解之謎，唯一可確認的是，那些「如果當時」都沒有「如果」了、回不去了，剩下的是活著的人必須努力釐清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