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更根本的理由，其實是想透過這三項主題的探討，檢證前述芬蘭鎮長席特話中提及的「作夢的德國人」的性格是什麼？想看看將能源系統的革命寄望於廢核、將歐洲永續和平的夢寄託於歐元、將固有精神的故鄉往非啟蒙主義的東方世界尋根的德國樣貌。
德國人「愛作夢」的性格，在音樂與文學領域造就了豐厚的文化遺產。然而一旦面對現實問題，彆扭的性格和症頭就顯現出來。德國人的言行只要上了政治舞台，就生硬笨拙。正如作家托瑪斯．曼所說的，德國人「拙於面對政治現實」。
日本和德國所處的地緣、歷史條件大相逕庭，但兩者國力皆堪稱一方之霸，累積的能量與成熟度，對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有相當的影響力，並同樣在確立霸權並擴大時嚐過挫折。
而在當今全球化以及新興國家抬頭的世界情勢下，兩國在摸索維持繁榮的道路上有著同樣的際遇，也同時因少子、高齡化而處於社會活力衰退的關鍵時刻。兩國同為七大工業先進國（G7），在區域紛爭、環境問題、伊斯蘭恐怖主義、海盜對策、核武縮減、聯合國改革等複雜的國際社會中，有太多課題應該彼此合作，甚至已在一些議題上攜手，共同尋求解決之道。今日，德國仍是值得日本認真關注的對象。
只是，討論日德比較時，日本人很容易將德國當作借鏡，期望能用來客觀省視自己、加深自我認識。這種借鏡的期待，應該停止了。
這類「向德國看齊」的論調，至今根深蒂固，認為德國已經清算完負面歷史、與鄰近諸國修復關係，值得當作日本的榜樣。日本人喜歡德國，進而理想化德國的許多層面、以偏概全的老毛病一直改不了。即使事實上曾因此多次誤導我們的方向，這種論調依然如故。
在能源政策與區域統合，還有對俄國與中國的態度上，若要日本以德國為師，我持否定的看法。因為，無論在地緣政治或歷史的條件上，日本與德國都不一樣。德國人「夢想家」的思維方式，已然危機重重。
＊作者三好範英為日本《讀賣新聞》編輯委員，曾任該報曼谷、金邊以及柏林特派員，著作有《特派員報告柬埔寨PKO：區域紛爭解決與聯合國》、《結算戰後「禁忌」的德國》、《重生的「國家」與「歷史」 後冷戰20年的歐洲》等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德國風險：反思德國浪漫主義的政治實踐》（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