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廣告戶受到政治壓力而使《蘋果》斷水源，但基本上這仍然是依市場規律作淘汰。若香港《蘋果》如同台灣版那樣結業，23、24日的夜與日，不會使香港成為悲情城市，而《蘋果日報》的結束也不會顯得如此轟轟烈烈——不過就是一份報紙結束吧了。
但所有香港人，全世界輿論，都看到這不是市場淘汰的結束，而是從去年7月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以來的一次有計劃的鎮壓反對派意見表達的行動。於是，「蘋果最終章」的出版日，就成為香港人、香港歷史、甚至世界報業史、自由抗爭史的永遠被記住的一天。
因為，這一天不只是一份報紙的最終章，而且是自由香港的終章。自1841年開埠以來，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蜚聲國際的國際金融中心，長期高倨全球經濟和新聞自由度前列，而這個法治保障下的自由所創造的奇蹟，在6月24日這一天走到「最終章」。不是香港人告別了《蘋果日報》，而是香港告別了自由。
人類社會的「四大自由」，是：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而言論自由是「四大自由」之首，而且是其他自由的保障。言論自由範圍的新聞自由，它的主要功能，依美國大法官Hugo Black的定義，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因此，當政府任何部門可以扼殺新聞自由的事情發生，那就是社會言論自由的泯滅，也就是人們所有的自由失去了保障。
《蘋果日報》的消失，不會令香港失去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但《蘋果日報》以現在這種方式消失，就的而且確是向一個時代告別，告別的不是一份報紙，而是自由的時代。
如果不是英國殖民地帶給香港的自由的時代，不會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不會有香港人對中國抗日戰爭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抗爭的支援，不會在海峽兩岸都缺乏言論自由的時代，成為獲取兩岸資訊並由外轉內影響兩岸局勢的最重要基地，不會大批中國商人在法治下各顯神通，創造國際級的企業，不會有在歷次中國蒙災蒙難時香港人的慷慨伸手，不會有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
而我的整個人生，也正好因為在香港發展我的編輯寫作生涯，才可以在中港台的局勢充滿轉變的時代，因緣際會地自由論政，成全了可以無愧的漫長人生。
1984年，當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塵埃落定，知道1997年香港和香港人將由一個非自由法治的共產政權管治，那時及以後，我都不認為香港的自由可以延續。97前兩年，《蘋果日報》創刊，社論指出，「對九七後香港新聞自由的信心絕不動搖」，「在資訊自由的今天，人民選擇自由的威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強大」。1997年香港主權轉移，美國財富雜誌指是「香港之死」，而《蘋果》當天的頭版是「一個大時代的開始 ——香港信有明天。」亦引述了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話：「貫徹高度自治 香港人當主人」。
在之後，《蘋果》一直堅守「一國兩制」立場，推動《基本法》下的港人治港，反對台獨、港獨甚至本土化，即使本土化是世上所有地區在外來者侵凌下的必然趨勢。《蘋果日報》所代表的，確實是香港市民中無法或不想離開的人士，對中國承諾的一國兩制的真誠期望，並努力促其真正實現。香港24年的實踐，由《蘋果日報》的災難式終結，就等於宣示一國兩制的終結，香港180年自由的終結。
蘋果落到地上，種子在泥土中，會生長出更多的蘋果樹。這是許多人對《蘋果》終結後的樂觀希望。我從來不是樂觀者，對人性的醜惡了解越多，越知道真理很難敵得過強權。但追求自由是人性中無法遏止的渴求。強權雖得逞，但自由壓不住。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沒有了《蘋果》之後，這是續刊《失敗者回憶錄》的第一篇，如有機會出版，很可能會放在最後。因為這也是我回憶在香港從事自由編寫生涯的終結。
（文章發佈於2021年6月28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