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寒星
（這是世界走走與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聯合推出的系列故事第五篇）
在印度北方邦，一群賤民（Dalit）階層女性，組織了獨立媒體《Khabar Lahariya》（中譯：新聞浪潮），這是全印度唯一一家完全由賤民階層女性所組成的新聞機構。紀錄片《焰火書寫》（Writing with Fire）記錄了這家特殊媒體的故事，她們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則活生生的傳奇新聞。
在當地接連不斷的性暴力事件、家庭對女性就業的敵意、對賤民階層的排斥之下，她們無畏地前進新聞現場：黑幫把持的礦坑、婦女遭到性侵的村莊、缺水的農田，她們訪問受暴的女性與性命遭威脅的礦工、瀆職的警察與抗拒受訪的村民，亦訪問印度教青年軍領袖與參選北方邦首長的政治人物。隨著時間推進，觀眾跟隨鏡頭的記錄，和她們一同走入莫迪政權與印度教國族運動的浪潮之中。
在羅摩神（Lord Rama，印度教神祇）祭典的狂歡現場，Khabar Lahariya 的記者與編輯們在一眾男性的注視之下，穿著明豔的紗麗直播拍攝，毫不留情地直揭宗教祭典中隱含著政治動員的成分，質問參與者：「那你為何穿著執政黨的顏色？」即便是對印度政治與社會並不熟悉的觀眾，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張力：Khabar Lahariya 的存在與採訪行動本身，即是新聞工作的一頁奇觀。
但 Khabar Lahariya 的故事，又不止於此。Khabar Lahariya 成立於2002年，至今已經邁入第九年。影片最後告訴觀眾，Khabar Lahariya 已經創下 Youtube 頻道一億五千萬人次點閱的紀錄，多次促進地方政府的政策改變，組織也將在印度北部進行進一步的拓展。在各種意義上，她們已經不僅是小眾，而是具備相當影響力的主流媒體。
《焰火書寫》細緻記錄了 Khabar Lahariya 的突圍與成長，始終圍繞兩條戰線：
一條戰線是顯而易見的，賤民階層女性外出就業、參與採訪與播報工作的困難；另一條戰線，則是在一個巨大、複雜而發展不均的半現代國家中，「新聞工作」本身存在的性質。
在第一條戰線中，這群女性記者與編輯們所遭遇的困難，不難想像：父親、丈夫乃至於房東都對她們在夜間外出工作多所刁難，質問她們「什麼樣的工作會要妳晚上出門？」
而其中一幕記者與女兒的對話亦十足經典。女兒說，老師說所有女孩都應該紮兩條辮子，媽媽反問，兩條嗎？如果我太忙沒法幫你綁呢？「孩子教養不好（哪怕只是辮子沒綁好）就是母親失職」，這種社會陳見，是包括印度在內，全世界職業女性所面臨的共同困境。
在一場警察局聯席訪問的記者會中，Khabar Lahariya 記者 Suneeta追問警官，為何死於礦坑爆炸的礦工家屬，最後都選擇和解？尖銳的提問讓警官一時無語，其他訪問席上的男記者卻出來緩頰，說「我覺得這類報導的重點都是負面的，傳遞了錯誤的訊息，應該把重點放在你們的好表現⋯⋯」待到庭外，其他資深的男性記者好心勸告 Suneeta，「永遠都要先讚美官員，永遠都要先提出正向的問題，而不是像你這樣⋯⋯」面對這如父兄一般的告誡，Suneeta只回答一句：「你們的讚美已經夠多了。」她雙眼看向遠方，露出溫和卻不服從的微笑。
那一刻，當會令所有聽過類似「訓話」的女性與不願「讚美官員」的記者都會心一笑。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記錄 Khabar Lahariya 進行數位轉型的過程。畫面中，記者在公司內部的工作坊裡，從手機home鍵的位置開始學習，一步步摸清楚印地語與英文拼音輸入法的關係，步步艱辛。這畫面最令人訝異的地方在於：印度分明是世界知名的 IT 大國。當該國的男性工程師以優異的專業能力嵌入世界電子工業生產鏈，名揚世界，同齡的年輕女性、或不同階層的女性對智慧型手機卻如此陌生，有些人的家中甚至沒有穩定電力可供手機充電。看似普世的媒體數位轉型過程中，性別與階級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見。
這個畫面亦可以翻出片中的第二條戰線。
作為世界面積第七大、人口第二多的國家，印度是近年來成長快速的新興經濟體，目前是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之一。多元的文化、宗教、族裔與城鄉差距，讓印度的高速發展同時帶來不均的刻痕，瀰漫在印度的每一片土地上。這讓政治治理與每一次的選舉動員充滿了矛盾與困難，也讓Khabar Lahariya 現代新聞專業主義的鏡頭，與鏡頭外的世界有多重豐富的對話。
作為「印度第一賤民女性媒體」，Khabar Lahariya 對理想社會的圖像非常清晰：有優秀而健康的媒體，才有進步的國家。影片末尾，現任社長 Meera Devi 說，「我們在從事記者工作的同時，也想要改變這個社會」，這註定了 Khabar Lahariya 同時也是這快速變動的國家中的其中一位行動者。行動者擁有自己的語言體系、對共同體與價值的想像，而非只是純粹的資訊傳遞者。
例如，在訪問印度教青年軍領袖 Satyam 時，當 Satyam 試圖以聖牛來解釋印度教的傳統價值與公共生活想像，說「保護聖牛就是造福人民」，架著直播手機的 Meera Devi 打斷他，「你老是這樣講，保護聖牛要如何造福人民？」Satyam 堅持「我要從宗教觀點來回答這個問題」，接著論述一頭牛身上有三億三千萬的印度教神祇云云，這顯然不是一個讓 Meera Devi 滿意的答案。
在印度文化脈絡外的觀眾，看到這一幕時，或許會很容易地滑向支持 Meera Devi 一方，認為Satyam 的「聖牛」想像與當代公共生活毫無聯繫，只是宗教狂熱者對自身政治主張避重就輕的答案。
但真的只是如此嗎？看似難解的論點中，或者藏著 Satyam 與追隨群眾更深層的思想紋理？與當代「民主政治」、「俗世治理」的陽剛語言相比，印度教與聖牛的關係是否埋著陰性敘事的可能？「聖牛」一幕背後是印度社會的複雜性，也是優質新聞媒體所使用的當代治理語言難以穿透的所在。Satyam 關於聖牛的主張，有機會得到適當的現代轉譯，再被評價嗎？
如果賤民女性能夠擁有自己的 Khabar Lahariya，印度教青年能否在政治行動之外，也有自己的「Khabar Lahariya」？若真有那麼一天，或許才是新聞「浪潮」浸溼印度每一寸土地，賤民女性、印度教國族主義狂熱者與聖牛共同獲得解放的時刻。（完）
回顧影展走走系列文：
〈凍卵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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