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進入農曆新年不久，台灣位於歐洲唯一的邦交國梵蒂岡，就再度傳出3月將與中國簽署有關「主教任命」協議文件。
台灣中央社引用義大利媒體《米蘭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指出，中梵兩國已就簽署主教協議一事達成共識。報導甚至說，梵蒂岡有意未來將中華民國（台灣）大使館遷往義大利中部的馬耳他騎士團，或新成立台灣「文化對口機構」。一切可望在3月中國全國人大會議後定案。
消息傳回台灣，台灣外交部19日晚間發表聲明重申，梵蒂岡與中國的議題僅止於「教務」而非「政治」層面。外交部並說，梵蒂岡始終是台灣在人道慈善上不可或缺的伙伴。
每隔一段時間，中梵建交就宛如「狼來了」般讓台灣外交微現波瀾。現任天主教台灣主教團主席、台北區總主教洪山川，日前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認為，梵中雙方雖就「主教任命」達成共識，但尚不構成所謂「外交締結條件」。
「從以前開始，梵蒂岡的外交就不是金錢價值構成，而是種『包裹式』理念」。洪山川解釋，這個「包裹」是內涵正義、和平與人權價值，而這些「大陸都沒有」。他無奈說，「中梵恐建交」這話題不是講一兩年，而是講70多年了。
梵蒂岡與共產國家的建交，常因為價值觀不同有所衝突。洪山川就舉例越南，雖然梵方與越南達成主教任命的共識，但是兩邊終究沒有締結邦交。
「教宗如果未來可以訪問中國大陸，在幾十萬人前演講，他一定會闡述民主、自由與民權價值。但這些大陸會允許嗎？」對於中梵真正建交，洪山川評估目前尚無客觀條件。
中華民國（台灣）與梵蒂岡兩國建交70餘年，最早可追溯至1942年中華民國還在大陸時期。1945年後，共產黨與國民黨陷入內戰。屢屢出現共產黨迫害天主教會事件，不少中國神父轉向尋求國際支持。1949年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大批天主教人士撤離大陸。
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研究員陳聰銘表示，中華民國與梵蒂岡的邦交曾面臨多個艱困期，1949年中共建政即首當其衝：「當年駐華總主教黎培理（Cardinal Antonio Riberi），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依舊待在南京。一度希望能與毛澤東政府對話」。
國民政府也擔憂黎培理會想與共產黨合作，不斷寫信要求他來台。然而就在隨後韓戰爆發，共產黨大打抗美援朝旗幟，駐華神父們紛紛遭到迫害。最終，黎培理於1951年撤來到台灣。
雖然根據文獻記載，台灣早在17世紀西班牙統治時期即有天主教傳入，1859年起正式在台開始傳教。但是1949年，因共產黨迫害而隨國民黨來台的中國與外國籍神父，卻也提供二戰後天主教在台傳播相當大的力量。
洪山川依舊清楚記得小時候，在街上常常可見許多外籍神父在街上傳教。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中國「淪陷」時，隨著國民黨撤退來台的神職人員。
縱使跟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但洪山川說，天主教神職人員本來就是到處都可為家。換了場所後，依舊相當恪守本分傳教義。洪山川正是在1962年就讀高雄海事工專時，跟著同學潛移默化下，聽了一年彌撒後正式受洗。
1959年時，蔣介石單方面將中華民國駐教廷的公使館升成大使館。陳聰銘說：「當時梵蒂岡已經顧慮到中共政權，並沒有即刻跟進。後來的梵蒂岡駐台灣大使高理耀，與蔣家關係良好，梵方1966年12月正式將公使升格大使館」。
1971年，中華民國正式退出聯合國，從此梵蒂岡大使館館務由代辦處理。陳聰銘分析，中華民國與梵蒂岡兩邊邦交真正對等的時期，大致上就分1946-1949年、1952至1959年公使館期，與1966年至1971年雙方互派大使時期。
「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梵蒂岡就召回大使，由一個館務人員代辦。直到1974年起，才真正派了一個代辦來台」。陳聰銘認為，雖然兩國有幾段不對等時期，但梵蒂岡對台灣教會依舊相當照顧，雙方至今互動依舊很好。
然而，台梵兩邊70年代中期一度再有緊張。當1975年蔣介石過世，面對「民族偉人」逝世，教廷當初卻只有派代辦致意，一度引發台籍主教抗議。
陳聰銘說：「蔣介石一生對天主教都很寬容，當梵蒂岡未派人參加國葬時，很多主教確實不滿梵蒂岡的處理方式」。多位主教聯署抗議下，最後梵蒂岡派了一位特使前來台灣解釋，台灣主教們的不滿才得以撫平。
之後的40多年，台梵雙方並無太大波瀾，然而天主教近年在台的影響力，確實較過往略低：「台灣教徒人數從30萬衰退到22萬左右。加上台灣天主教的人才變少，台灣整體經濟發展愈不好，國力與地位，這對梵蒂岡外交比重都有影響」。
言下之意，中國近幾年經濟發展，讓梵蒂岡在比重上有所拿捏。「就好像是蹺蹺板，一邊高一邊就會低。大陸教會發展比較搶眼，教徒漸多，神職人員較年輕，優秀人才輩出，自然就拿走目光」。陳聰銘評估，梵蒂岡現階段先派「宗座代表」是有其可能，但一切都是很難說。
洪山川認為，梵蒂岡不是跟中國談貿易，價值觀是不會妥協的。台灣的天主教未來，只要持續專注在奉獻、助人、偏鄉服務與醫療即可，「傳教士是看別人利益，必要時命都可以不要，是不分族群幫忙的，這是我們的工作」，洪山川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