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互聯網公司的人才競爭也相當激烈。許多畢業生擠破頭想進入大企業，這令員工的危機感增加，不得不通過拼時長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這些因素加劇了勞資關係失衡，」劍橋大學的廖康宇說，「從打工仔的角度來說，很難跟公司議價。」
近年來，當更多互聯網公司出現，中國整體經濟卻出現放緩跡象。企業從市場中分得的利益減少，員工的分成自然也就減少。同樣長時間工作卻得不到與過去同等的報酬，不滿情緒便開始蔓延。2019年，有程序員發起「996.ICU」的行動，廖康宇將其稱之為反抗996的「第一把火」。
不過改變正在發生。上述互聯網公司創始人說，他現在最頭痛的事就是招不到員工。「現在的年輕人不那麼在意薪酬了，一進來就問工作時長，工作日加班情況，以及周末加不加班。」
法律與現實
根據中國《勞動法》，標凖工作制為每日八小時，每周最長不超過44小時。超過該時段的工作都需要支付加班費。今年8月底，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發佈了超時加班的典型案例，其中明確指出「996」工作模式違反法律。
不過，法律條文與執法中間還有一段差距。
「中央政府有政治壓力維持其統治的合法性，因此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但在地方層面，經濟增長是首要考慮，（當局）不會限制資本家發展其利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敬慈對BBC中文說。
陳敬慈還說，如果民眾只是在網絡上匿名錶達訴求，而沒有人敢站出來實名投訴，那政府也沒辦法執法。
不過對於個人來說，在法律層面上舉證的難度很大，個人也可能面臨危險。「比如單位在標凖工作時間內安排較多的工作任務，迫使員工延長工作時間，這種所謂的『自願』加班行為可能無法要求支付加班費。」陳敬慈說。
很多西方國家的解決辦法是成立工會，透過實體行動去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
「中國的工會並沒有發揮到應該有的作用，特別是在基層員工的權益保障方面，」陳敬慈說，「中國全國總工會在政策上制定規章制度，但在企業層面還有工會嗎？有了工會能發揮作用嗎？這都是很大的疑問。」
也有分析稱，本次的「Workers Live Matter」行動能夠發展並傳播開來，也說明中國政府對勞工維權行為給與了一定空間。
「如果壓的太緊，可能對社會不穩定造成隱患，」陳敬慈說，「同時，適當限制大型互聯網公司的暴利行為也符合國家正推動的『共同富裕』政策。」
廖康宇認為，政府一方面是市場監管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監管互聯網企業和從業人員的情況；一方面又要對企業放手，以提升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和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不過，一旦網絡互助形成一定影響力，監管之手的力度可能隨時轉向。
果然，10月19日晚，與「公司作息表」相關的知乎網頁和騰訊平台都無法再打開。
不過發起人還沒有放棄。兩天後，他們將「公司作息表」從原來的騰訊文檔遷移到金山文檔，還製作了微信小程序，以方便查找信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博弈仍在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