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經濟體小，在財力上自然是遠遠比不上崛起後的中國。過去砸重金蓋建龐大建設的外交手法，顯然終究不是適合台灣的路線。然而，在文化、教育、科技、技術 – 亦即所謂的「軟實力」– 上面的輸出，是台灣的強項，因此在衡量外交資源時，應該更受重視才是。
中國過去幾年來，不僅因「一帶一路」而在非洲飽受批評，在國際其他地區也因基於「戰狼外交」的威脅恫嚇而惡名昭彰。以台灣的新朋友立陶宛為例：立陶宛是在蘇聯的威權統治下，第一個舉旗高喊獨立的國家；其所造成的骨牌效應使其成為中國的借鏡和研究的對象。
因深層的理念價值或長期的互惠交流而結合的友誼，把眼光放遠來看，自然是比單純因物質利益或表淺的立場認同而結合的友誼來得堅固。近來台灣與索馬利蘭、立陶宛等國的外交關係，展現了台灣在外交策略上的突破，以及放眼國際地理政治更深謀遠慮的考量。這些無疑是台灣在後邦交時代下，拋開政治包袱，轉以用更巧妙、靈活的姿態得脫重圍最好的例證。
非洲這片天然資源優渥的土地，在經過殖民時期的歷史傷痕，以及發展中的陣痛後，未來的市場潛力無可限量。馬拉威的例子也讓我們看見，即使是在無法建立正式邦交的國度，台灣仍可以透過民間企業和民間團體的努力深耕國與國之間的連結，進而為一直以來在逆境中求生存的台灣打開國際空間，走出和中國截然不同的外交道路，增添台灣未來在國際舞台上掌握更多話語權的籌碼。
＊作者為自由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