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統治對掌權者說來，是如何運作特務機構與培訓足夠的特務人員，吸收運用足夠的線民以鞏固政權；另一方面對人民來說，是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還是爪耙子的內心掙扎考驗，如果不想當抓耙子，便要培養如何與長官周旋的功力，或是要如何辨明身邊的人誰是抓耙子的功夫，或是乾脆把每一個身邊的人都假設為爪耙子那樣地活下去，或者隨時準備付出代價。在白色恐怖的時代，有領錢沒領錢，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主動的被動的爪耙子絕對常常多過於正直的人，正是其恐怖之處。對監牢裡的良心犯來說，爪耙子是一群打不死的蟑螂，是權力的奴隸。
1980年我童年的最後一年，蔣經國政權特別選在二二八這一天殺害林義雄全家，一來威嚇蠢蠢欲動的異議人士，二來恐嚇所有腦海住著二二八的人，當時確實讓台灣社會陷入動盪不安，所幸隨之而來的美麗島軍法大審判，施明德瀟灑與壯烈的表現震撼人心，他視死如歸的氣勢，為了給他心目中所敬佩的不為人知的台灣烈士一個交代，也為了給所有膽怯活著的台灣人壯壯膽。這一劑強心針打下去，情勢終於出現反轉的訊號，台灣社會人心澎湃。政治審判從此再不可能是秘密審判，政治犯不再是過街老鼠，台灣社會開始關注他們。而后也確實沒有再判過死刑。
台灣最後的政治死刑犯終結在一個自稱我是真匪諜的滑稽爪耙子叫做吳泰安。這很荒謬，政治死刑犯在這案子裡與爪耙子是同一個人。我認為吳泰安家屬應該領補償金，因為那也是不當審判。但我認爲他不配被稱為政治犯或受害者。
不是黃國書，也一定還有另一個
台灣人給告密者、線民和臥底這些不同類型的間諜取了這一個傳神的黑話，必定是有相當體會的，誰都知道不是身邊的人或不被信任的人沒有當爪耙子的能力，因為抓不到癢處。
美麗島事件之後直到我青少年和大學生活的那個年代，爪耙子依舊非常盛行，但相對已經沒有那麼肅殺危險，我當時認為反抗必須付的代價就是「被退學」、「被逮補」、「不能出國」和以後可能「找不到工作」，可實際上都沒有發生。到了後美麗島時代，既使不幸付出這些微小的代價，基本上很快就能兌現成豐厚的政治資產。
我這樣說，是相對於20世紀80年代之前，那些龐大的不為人知悲慘一生的政治受難者。我個人微不足道的經驗是當老師、教官、班長或太熱心的同學找你談話，特別熱忱地關心你，或對著你關心別的同學，想打探些什麼，若是你卸下心防，過度熱情地說個不停，難保沒有被記錄下來繳了上去。
今天出現一個新潮流長期投注資源支持的黃國書是爪耙子，是一個歷史必然，不是黃國書，也會是另一個新潮流內部的人，也一定還有另一個，絕對不會沒有。其實這正是為何民進黨在政治上主張要推動轉型正義的前提，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