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隨著這波大轉型之收束而畢竟其功。由此，「文化中國—文明立國」與「政治中國—自由立國」，兩維挺立，邦安國固，國泰民安。因而，「中國」與「現代中國」不是別的，是文明與政治的統一體，人民與城邦的共同體。抑或，以「大事」促大事，需要儘快啟動現代國家的2.0版本，如此方能促使這一波中國歷史大轉型平穩落地，現代中國最終加冕，而為此現代世界歷史收束。此為世界歷史國族的赤縣神州之天命，亦為當下國族政治進程的內在脈絡之啟示，有待此刻展現充盈歷史意識之強勁政治意志，而起腳邁步也。
回首一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作為現代世界歷史大轉型中與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德國革命並列的八大典型案例之一，「西班牙模式」涵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智利、南韓與中國臺灣等諸種情形。其之起步于右翼極權，而終於民主政治，堪為奇跡。尤其是專政者憑藉個人權勢與聲望，以良知回應歷史，借集權而還民權，力挽狂瀾，啟動民主轉型，實現光榮革命，進而完成和平過渡大轉型，實足彪炳千秋。
江河湯湯，人世泱泱，瞻前顧後，東西映照，立足當下，在此可得陳言者，一句話，「既集大權，請辦大事」。
為此，配合上述諸項可得即刻動手的「大事」，作為一種過渡性處理，則坐實法理上的最高權力，使事實上的最高權力向法理上的最高權力靠攏，亦為選項。此不惟重申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而非只是工作機關，憲法之不可搖撼，更在坐實憲法第35條規定的各項基本公民權利之神聖不可侵犯矣。
臨了再說一句，「政治後裔」們自1978大步後撤，固守經由「改革開放」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排斥其他階級階層的分享與參與，說明其心智與德性，已退化為小市民的政治市儈主義。逮至訴諸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鉗口日緊，等於重拾專政理路，表明不足以擔綱歷史進程。正因為此，國族建構未能從1.0版本進入2.0版本，經濟建設主導到達此刻這一程度後未能轉換為民主國家的政治建設軌道，表明政治後裔們的政治感喪失，政治德性隳頹。因而，啟動已然延續百七十年的大轉型之臨門一腳，完成國族天命，要求「既集大權，請辦大事」。否則，畢竟還如馬克斯·韋伯所言，「一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一群政治上毫無教養的市儈所領導。」
＊為中國著名法學者，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作者在「2018新年期許論壇」上的演講修訂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