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此時此際，鑒於「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早已名存實亡，政治後裔們為核心的權貴資本德識卑污，上述諸種社會因素渙散，表明中國的歷史進程和政治發展，呼喚新興中產階級在捍衛經濟權利的同時，必須趕緊走上政治前臺，自覺提升政治地位，在政治實踐中實現政治成熟，爭取政治主導權。而這是一個中產階級培養政治感覺，提升政治責任意識，實現政治成熟的偉大鬥爭，也是一個對於全民族的自我政治教育進程，目的和結果是且只能是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為此，中產階級必須意識到自己是中國這個大轉型收束時段的國族政治意識的擔當者，激發自己「有志于政治領導權的階級所必須具備的強烈權力本能」。在此，如果說執政基礎及其代表性的話，那麼，不是別的，就是這一新興中產階級，將它做大做強，並自覺以此為基礎，才能獲得執政合法性基礎。實際上，作為改革開放的共同受益人，「中產階級」意味著最大的統一戰線，最為穩定也最希望穩定的社會力量，從而，也是最有可能擔負起政治責任的政治力量。所謂的「人民」不僅要還原為具體的生民、族民、市民、國民與公民，特別是選民，才能彰顯人民的主權者位格，而且，必須具體化並坐實為此刻所謂的中產階級，才有政治意義。在此，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培養和覺醒，從而作為體系化的力量之獲得自家的政治意識，其實不是別的，就是作為這個國家的主要納稅人應當享有相應的代表性的權力意識。因此，對於中產階級之為主導性社會政治力量的呼喚，就是在將人民坐實，從而，坐實真正的主權者位格。其之發育成長，可能，才是破解利益動機固化、道德動機不足，從而重啟「改革開放」，而首先是「保衛改革開放」的基礎所在。因此，愛護中產階級，千萬不要摧殘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福旺所在，也是真切的執政基礎。什麼「三個代表」「四個全面」，還不就是基於他們並為了以他們為核心的生民之福嗎！
筆者此番陳言，多受馬克斯·韋伯及其身處其中的德國近代歷史的啟發。有感於十九世紀末期容克貴族既得利益集團不肯退出歷史舞臺，卻又衰朽不堪，早已落後於時代，難能迎應急迫內政轉型與撲面而來的世界體系的挑戰，而市民階級未老先衰，早為市儈所染，工人階級尚未成熟到足以擔綱領導者角色，導致德國難以發育出成熟的民主政治與國族心智，縱便外表強健，實際上卻無主導性力量，一有風吹浪打，必然不堪一擊，韋伯乃呼籲德國新興的市民階級，也就是德國的資產階級，以及以資產階級為軸心的整個中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而重啟社會發育與政治建設進程，以此為錨，動靜出處之際，德國這艘大船方始有望平穩遠航。而後來國家社會主義極左民粹疊加納粹，徹底扭曲了這一歷史進程，裹挾中產階級，正是違乎此道，遂至災難連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