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深受魯迅雜文影響，魯迅說，自己雖然也算是寫「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因此，「遵命文學」不是遵他人之命，而是遵自己之命。編輯與寫作者，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識，一味跟隨聖旨去寫去編，絕不會產生真情實感的文字。這就是當時（以至現在），在極左思潮之下的中共文宣產品都無法吸引讀者的原因，即使是左派讀者。
創辦《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嘗試從「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條路。
在那一場傷痛後，我更認識到我不能夠放棄「盲從太危險」的準則。
當事情過去，麗儀學校的領導，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但她已經非常鄙視領導和那些附從者了。香港的領導人在我面前，也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我沒有鄙視他，只是我知道他的局限，因此我在編政上更要相信自己的判斷。
但我沒有從左派陣營走出來，即使在思想上，也沒有覺悟到要決裂。相反，我覺得事情終於有了好轉，也許可以說明，不合理的、違反事實的、荒謬的施政，終會改變。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原因，而左右了對形勢的判斷。
更現實的是，我妻子女兒還在大陸，我自己也還在左派陣營工作。若脫離這個圈子，我的家庭怎樣？我哪裡有適合的工作？我和一家怎麼存活？今日回想起來，那時或許是在為自己的軟弱找藉口。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