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7日香港深水埗桂林街醫局街交界的公共休憩空間竣工開幕，當帷幕揭開時「新亞舊址」迎面而來，這四個字是國學家饒宗頤（選堂）先生手書，下署「丁亥（2008年）選堂題」。1949年饒宗頤來到香港，一生很少生病的他，卻在此時病倒，因緣際會他受邀到新亞書院教書。
饒宗頤1952－1968年到香港大學任教，1968－1973年獲新加坡大學聘為中文系首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期間曾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及中研院史語所研究教授。1973年饒宗頤回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1978年退休後，至各國周遊講學。
對於香港人來說，饒先生就是香港的「國寶」，他謝世（2018/2/6）的消息傳出，連習近平、李克強都以最高規格來追悼他，港媒還特別推論這是北京有心推動文化復興的訊號；大陸學者同樣也認為這是繼習近平探望儒學大家湯一介（2014年5月，習近平專程探望湯一介，關心了《儒藏》編撰問題，這年9月9日湯先生過世），大陸最高領導人力圖推動傳統文化復興所釋放的又一訊號。
誠然，饒宗頤在國學上的造詣與成就值得後輩的我們推崇，不過，饒先生手書「新亞舊址」，當年篳路藍縷的諸位先賢、先生們，在大動亂中，胼手胝足草創新亞書院，在香江彈丸之地為中華民族留下一點讀書人的命脈，那才是更值得大書特書的新亞人物，特別是錢穆先生與唐君毅先生。
錢先生回顧當年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徬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臺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新亞書院當時除了讓學生就學之外（免費就學的青年占了80%的在校生名額），還設法幫他們解決生活問題。學生之間流傳著這樣一段話，「我們進教室，只可以得半天的安慰；我們進入新亞書院，好像重新得到一個家，整個心靈獲得了寄託和慰藉。」唐先生的《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文中提到，「一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是憂慮1949年得大陸天下的中共政權摧殘中華文化，感慨華裔子孫四處飄零。不過，唐先生雖有「花果飄零」之嘆，卻在書中提到「靈根自植」的自期，他和錢先生和新亞諸先生就是用著這樣的「靈根自植」精神落腳在香港英國殖民地—異鄉，苦心孤詣地來作育英才。
新亞急需經費來照顧學生，平時靠著少許捐款，董事們（都是由老師們出任）有著默契，在如此艱困的情況下，經費用在學生身上為第一優先。五年後獲得耶魯大學雅禮協會合作與支援情況才改善。這段期間有一個中國流亡知識分子協會捐了一筆錢，委託香港大學設立一所東方文化研究所，港大力邀錢先生擔任研究員，錢先生卻以要辦新亞為由婉拒。
港大希望錢先生只要分一點時間去參加研究工作即可，不會影響他在新亞辦學工作，由於港大的盛情，錢先生表明了「這個研究所既是為救濟流亡知識分子而成立，我願意以名義參加，表示贊助，但絕對不接受金錢報酬。」那時候研究費每月約有150元美金（約港幣900元）若是能獲得這筆補助對新亞的經濟情況不無小補，可是為了不影響其他同仁的工作熱忱，錢先生硬是不取港大分文。
當時的港大中文系的課務由賀光中負責，他也跑來找錢先生邀他往港大兼課，錢先生還是拒絕，推羅香林前往，羅也兼新亞的課。1951年夏天港大中文系聘英國人林仰山為系主任。林在日本的集中營拘禁期還不斷地讀錢先生的《先秦諸子繫年》，接掌系務後同樣力邀錢先生前往港大執教，錢先生還是一心在新亞。1952年饒宗頤從新亞轉到港大任教，林仰山雖熟悉中文，但是中國文學相關的師資則全由饒生先負責。
饒宗頤透過《大陸雜誌》，發掘羅錦堂文學功底深厚，便寫信至臺灣，力邀羅先生到港大教書。此時羅錦堂剛剛榮獲我國教育部頒發的國家第一文學博士證書，在錢先生的精心安排下正要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錢先生會費心安排的這盤棋，因為那時他應邀去哈佛演講，為了他的中國文學史課由誰來接替，頗費心思。最後想到了羅錦堂，由文學博士來教文學史，是再合適不過的。不過當時港台的管治極嚴，兩地互不往來。求才心切的錢先生想到了先將羅錦堂推薦去日本京都大學一年，再由日本迂回赴港。為此羅便婉謝港大的邀約。等到羅錦堂到了新亞任教一年後，饒先生再度邀請他前往港大。羅考慮許久，最後，帶著對錢先生的歉意與謝意，轉任港大。錢先生沒有一句怨言。從這段公案可以看到不少港大的教師都是從新亞轉任（羅香林、劉百閔、饒宗頤等皆是，牟宗三當時也在港大中文系任教），錢先生對於這些人才的另有高就絕不會橫阻，他在創辦新亞期間一心只想幫學生找到最好的老師，讓學生安心、潛心向學，為動亂的中國培養更多的人才！
回頭再看，饒宗頤所寫的只是「新亞舊址」，如今舊址已成為公園供港人回憶與追昔。至於新亞精神呢？錢先生說得一段話最貼切，「新亞的創辦，旨在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採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世界幸福謀前途。」新亞精神說得更直白更具體一點就是「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新亞校歌）。如今新亞已經成為世界儒學研究重鎮的代名詞，這也是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新儒家學派（鵝湖）所開創出來的新生面，從大動亂中走出中國文化另一條生路。新亞精神還要繼續發揚光大！只是港台的年輕世代願意接下這付重擔與挑戰嗎？
儘管饒宗頤過世的消息受到北京高層的重視，好像有意藉此「復興中華文化」，事實上中共本來就不相信傳統文化的價值，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立四新」毫無忌憚地迫害中國傳統文化與文人，而今卻要從「批孔揚秦」轉而推崇孔子與儒家，如此地翻轉是有些唐突，不過，政治的考量只要有理能號召人心，「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歷史場景天天在上演。
在台灣不也一樣嗎？文化總會完全變成了媽祖文化的重塑，會長蔡總統只是會長什麼都不做，特別是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完全空白，因為這和她所推的「轉型正義」完全相反，她的團隊要「去中國化」「去蔣化」，就是不要中華文化，兩岸此消彼長，一消一息之間也傳遞了政治人物的無知！只講一時的權力、選票，完全無視於文化的深層建設與教育的重要。
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及唐君毅四人合撰《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其中針對中共與西方迫害／貶抑中國文化時特別提醒，「……如果任何研究中國之歷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實肯定中國之歷史文化，乃係無數代的中國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寫成，而為一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因而多少寄以同情與敬意，則中國之歷史文化，在他們之前，必然只等於一堆無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然而由此遽推斷中國文化為已死，卻係大錯。這只因從死的眼光中，所看出來的東西永遠是死的而已。」
四人主張研究中國文化時建議採取，「…只有從中國之思想或哲學下手，才能照明中國文化歷史中之精神生命。因而研究中國歷史文化之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國之哲學思想之中心，再一層一層的透出去，而不應只是從分散的中國歷史文物之各方面之零碎的研究，再慢慢的綜結起來。」這是主體自覺地去做整體性與根源性地探討，而非陷入切片式或主觀式地印象說明。
2001年10月大陸學者李伯淳、張岱年、季羡林等86位聯名發表《中華文化復興宣言》重點放在「我們倡議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核心，利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來深入全面地開展創新性的中華哲學、中華醫學、中華商戰學、中華建築學、中華人文學、中華教育學、中華科學、中華地理學、中華天文學、中華自然學、中華養生學、中華藝術學、中華管理學等研究工作，使中華傳統文化能更好地為中華民族復興及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用的方法則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強調「整個自然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的相互聯繫的總體。」接著就是「創新」。像似集體創作、在同一目標與方向集體前進，不談方法更不談個人主體性與安身立命根本修為之道，只是為復興而復興，為創新而創新，就只為成就一黨的偉大而全力以赴。
60年後對比兩岸，台灣的中國文化人才在遭到政治上「刻意」打壓，老成凋零之外，中生代能夠發揮的影響完全受到限制，青年新生代只有少數人願意投入，問題是完全沒有生活顧慮的人又有幾位？為了前途只好向西前進；如今的大陸已經成為磁吸人才的重鎮，無論是科技／AI／大數據……所有前沿研究發展都非吳下阿蒙了！
習李再喊一喊推崇饒宗頤與復興中華文化，馬上就有更多呼聲響應，這些不論是為了生活還是理想，主要的是有舞台可以讓他／她發揮所長，這和一再強調「促轉」的蔡政府營造的教育與文化氛圍完全不同。60年下來的文化思考與訓練帶給台灣多少深度與深層的創意，如今連這塊深度的經營與文化的創新也被視之為蔽屣而必欲去之而後快，結果呢？給台灣只留下的是過年拾人牙慧的「萬物當春，幸福共好」的小對聯、小確幸和無限的膚淺啊！
＊作者為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