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惟堅持使用「母語」在立法院質詢國防部長邱國正，邱國正認為語言是溝通的工具，質詢時如果使用國語，溝通上比較有效率。陳柏惟則以「鴨霸」反擊。然而，整體而言，陳柏惟這次的表現似乎踢到鐵板，一方面是因為他所質詢的議題不但與本土語言無關，反而是使用母語表達並不容易的國防外交議題。
此外，正值刪Q沸沸揚揚之際，陳柏惟選擇在罷免前大動作以閩南語質詢，難免讓人覺得是打著激化語言族群對立的算盤來守住基本盤陣腳。即便事件落幕已近兩周，討論多是正反兩邊泛政治性口水攻防，台灣語言生態的問題卻少有著墨。
語言在台灣之所以敏感有其歷史背景。1937年日據時期，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實施「國語運動」（此處國語是指日文），禁止台灣母語和漢文使用。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為了消弭日本在台影響力，於1956年前後開始強勢推動「國語運動」（北京話），直到1987年解嚴後才廢止。超過30年的語言政策，造成語言地位不平等和語言流失的問題。至今，26種原住民語中至少已有10種死亡，4種瀕危，此外，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評比標準，台灣閩南語屬於「符合危險」（definitely endangered） 語言，客家語則已經進入「嚴重瀕危」階段，令人不勝唏噓。
如果當時沒有將國語定為官方語言，強力推行，那麼台灣的多元方言是否會均衡發展？答案是「不一定」。語言不單單只是溝通的工具，它更是文化的載體，代表著背後使用這語言的族群與其息息相關的文化、歷史記憶和族群認同。因此即便沒有語言政策涉入，當兩個語言或多個語言相遇，難免會產生政治權力較勁。各族群之間權力競爭消長，進而影響語言自然生態。比如說，號稱民族熔爐，尊重多元文化的美國，雖然沒有用政治力設定官方語言，但是眾所周知，英語就是美國的高階強勢語言。事實上，在美國境內，「雙層語言」現象（Diglossia）明顯，黑人英語（AAVE）、西裔英語（Chicano English）等，通常被視為是低階語言，代表著低教育程度、不正式用語，或是低社會階層使用的語言。根據諸多研究顯示，在美國操有可辨識的族群性或區域性方言英語者，薪資與聘僱率均較操有主流英語者低。
那麼，如果將多個語言設為官方語言，是否可以解決雙層語言不公平的現象呢？答案仍然是「不一定」。為了擺脫被西班牙殖民的影響力，玻利維亞憲法規定所有族群的語言都是官方語言，共有36種官方語言被承認，成為世界上官方語言最多的國家。根據玻國1994年教育改革方案，學校必須教授這36種官方語言。但是現實狀況窒礙難行，西班牙語毫無懸念的依舊是玻國最強勢的語言，許多族群母語仍然被視為是貧窮、低教育程度、低社會階級者身份烙印。會說高階西班牙語是底層人民翻身的一線生機，他們往往掩飾自己的族裔身份到城市謀職，因此即便許多族群母語被提升為官方語言，但是瀕臨滅絕的問題並未被改善。
如果設定官方語言和語言霸凌並不一定直接相關，那麼在台灣高低雙層語言現象該如何改善呢？幾點反思如下：
一、語言政策要有多語並存配套。任何語言政策，都需要透過專家學者極縝密的規劃與配套，從歷史中學習教訓，以避免重蹈當年覆徹。因為資源與人類學習動能有限，當某語言被加持時，就意味著另一些語言可能被排擠了。政府目前積極推動的2030雙語政策，全力推動英語，雖然用心良苦，但是許多語言學家都鄭重提醒推展英文的危險。如Anne Pakir將英語視為「殺手語言」（“killer language”）， John M. Swales則將之比擬為暴龍，因為它太過強勢如兇殘猛獸般可以滅掉任何與它並存的弱勢語言。一旦政府砸入大量資源高捧，若無良善配套措施，恐怕會成為目前台灣語言生態的浩劫。
二、加強「語言態度」陶養。目前政府的雙語政策極為狹隘，幾乎都是加強英語技能（skills）與提升英語程度（proficiency）。極少涉及「語言態度」（language attitude）的陶養。然而，語言使用者的態度決定了語言的生命力。以希伯來語為例，它的復振，可說明語言態度的重要性。希伯來語在死亡兩千多年後在短短二十五年間復振，創造了語言復興史無前例的奇蹟，而這個戲劇性奇蹟肇因於猶太民族強大的建國主義，進而對希伯來語產生效忠與光榮態度，才能成功將希伯來語起死回生。也就是說，語言使用者的態度才是決定語言活力的關鍵要素。台灣人普遍具有崇洋媚外心態，看重英語，輕忽母語，這樣的語言自卑感，很容易在雙語政策推動後，加速少數族群母語流失的速度。
此外，若論及本土語言間的地位消長的態度，隨著政黨輪替推動本土化，閩南語搖身一變成為愛台灣的標籤、轉型正義的大刀，砍向政敵軟肋，閩南語儼然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可能因為如此，陳柏惟才會選擇在罷免案前刻意用閩南語單挑外省籍的國防部長，演這齣愛母語、愛台灣的大戲。筆者認為，正面積極的「語言態度」教育，除了要強化族群對自我母語的光榮感與向心力，也包括了對他族語言的包容性。如果我們反對當年國語打壓鄉土語言的作法，那麼現在就不該政治操作母語，惡意製造語言衝突和族群對立。語言霸凌冤冤相報的手段不但不會促進族群融合，只會深化族群仇恨與分裂。
台灣要從過去錯誤的語言政策中重新出發，就該了解過去語言歷史，從歷史中反思學習，不盲從躁進推動語言政策，更要關注下一代語言態度教育，家庭和學校共同協助孩子了解母語的價值，尊重不同母語使用族群，才能真的促進多元多語的融合社會。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