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武昌起義110周年─為什麼要捍衛中華民國？

今天是武昌起義110周年，也就是東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問世的第110個年頭，在此先向中華民國道一聲「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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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是藍綠選民的最大公約數

撇開法理上屬於中華民國國民，卻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大陸人民不談，中華民國在今天的台灣已經是藍綠選民的最大公約數。無論是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法理台獨路線者，還是認為台灣應該「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都屬深綠還有深藍光譜的兩端，是少數中的少數。既然連蔡英文都在當中華民國總統，我們沒有理由不捍衛「這個國家」的體制。

不過關於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又該如何定義這個國家，台灣2300萬人卻沒有共識。有些人主張中華民國成立於1912年，代表的是包括中國大陸、外蒙古與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兩岸在1949年分治之後，中華民國成為了台澎金馬地區人民的集體記憶，不再與中國大陸有任何關係。所以在這個邏輯下，中華民國成為了台灣的縮寫，代表的不再是「中國」。

這絕對不只是簡單的歷史問題，對於台灣的主權歸屬，乃至於我們在面對中共威脅時該如何維護我們現有的生活模式，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提出的「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和「我要到哪裡去」是西方最重要的三大哲理之問。如果沒有辦法定義中華民國是什麼還有中華民國是從哪裡來的，我們也不可能決定中華民國未來要到哪裡去。

從種族主義到五族共和

事實上，不要說主張中華民國歷史只能追溯到1949年的台灣人回答不出中華民國是什麼，答不出中華民國從哪裡來。就算是主張中華民國歷史應該追溯到武昌起義，認為兩岸應該在三民主義下實現統一的自由中國人，恐怕也沒有辦法針對這個問題提供標準答案。因為打從清朝覆亡以來，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也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改變。

所以在武昌起義成功後的3天內，從武漢三鎮和西安都傳出了滿族旗人和平民遭革命黨人無差別屠殺的消息，只因為革命黨人相信革命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由漢人統治的純潔國家。革命軍使用的旗幟為鐵血十八星旗，18顆星代表的是關內的18個漢人行省，代表革命黨人不是不要東北、蒙古、新疆與西藏，就是認為這18個行省的地位比東北、蒙古、新疆與西藏還要高。

後來孫中山先生發現這樣下去，中國遲早將因種族矛盾而分裂，所以他在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概念，強調漢、滿、蒙、回、藏等五大族群同為中華民族，應該攜手團結推動民族統一。然而手中沒有軍隊的孫中山，之所以能成功推翻滿清，靠的還是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的陣前起義。

於是孫中山便將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正式開啟了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時代，而北洋政府以同盟會成員趙鳳昌所設計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國旗，目的就是要貫徹五族共和的信念。雖然滿腦子封建思想的袁世凱，最終要的還是當漢人皇帝，於1915年12月12日宣告將國號改為中華帝國，自己登基為皇帝，給中華民國帶來了建國以來首次的亡國危機。

從五色旗到青天白日滿地紅

所幸袁世凱這種走回頭路的思想，在進入共和以後遭到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反對，尤其是他所帶出的北洋新軍所反對。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袁世凱在1916年3月22日發佈《撤銷帝制令》，宣布撤銷中華帝國，亡國兩個半月的中華民國才又重新活過來。稱帝失敗不到三個月後，袁世凱就病逝，然而中國的民主卻沒有因此「信手拈來」。

就如同2003年海珊（Saddam Hussein）被推翻後，伊拉克沒有馬上民主，而是陷入長達16年的動亂一樣，袁世凱去世換來的只是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動盪。北洋政府裡許多留學英美又年輕有為的官僚，試圖運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國家開始反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機會，以和平手段廢除不平等條約，並在美國建立的「華盛頓體系」下取得了不小成效。

然而以顧維鈞為代表的文人精英，卻如同孫中山一樣無法控制自己手下的軍閥。這些袁世凱大總統帶出來的北洋軍閥，在袁世凱去世後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為了爭權奪利彼此大打出手，甚至還與日本、英國以及法國等殖民主義國家相勾結，憑藉外力支持打擊異己。任憑北洋軍閥繼續割據下去，中國將永遠陷入四分五裂的局勢。

於是以廣州為據點的孫中山，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展開聯俄容共政策，在蘇聯的幫助下改組中國國民黨。之所以聯合蘇聯，是因為當年只有打著反對帝國主義旗號的蘇聯，願意向國民黨提供援助。當然蘇聯援助國民黨的條件，是國民黨要容納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兩黨聯手推翻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背後支援的北洋政府。

不過孫中山去世後，率領北伐軍北伐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洞悉到蘇聯支援國民革命的目的仍是要赤化中國，將新生的共和國轉變為共產主義國家。所以在北伐即將勝利的1927年4月12日，也就是北伐即將勝利之際，蔣中正將槍口對準了共產黨組織的工人糾察隊，宣布「清黨」。中國近代史的走向，從此刻開始由原本的軍閥割據轉變為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路線之爭。

在蘇聯與日本的夾殺下

1928年，國民政府正式取代北洋政府，成為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蔣中正放棄聯俄容共時代的「革命外交」，轉而加入美國提倡的「華盛頓體系」來對抗蘇聯的潛在威脅。蘇聯不只控制著中東鐵路，還在庫倫扶持共產黨人喬巴山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公然分裂中國的固有領土，這是國民政府渴望美國介入的關鍵原因。

不幸的是，一戰結束後美國重歸孤立主義，國際秩序只能由英法兩大一戰戰勝國來勉強維持，這讓蘇聯與試圖與美國爭奪太平洋霸主地位的日本都看到了可趁之機。

日本試圖以孫中山提倡的「大亞洲主義」為意識形態，領導中國、泰國以及其他被歐美殖民的黃種民族起來對抗西方。然而蔣中正不願意中國接受日本領導，更不願意中國市場被日本壟斷，讓日本軍閥決定以武力改變現狀。

90年前的「九一八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然而聲稱反對法西斯與帝國主義的蘇聯與中國共產黨，非但沒有出兵組織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還馬上在江西成立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宗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持續破壞中華民國的主權。到了1932年3月1日，日本學習蘇聯的手段，以民族自決為由扶持滿清末代皇帝溥儀在長春成立滿洲國。

顯見30年代的中華民國，基本上是處於蘇聯與日本的夾殺之下，而且蘇聯與日本雖然以兩種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敵對的意識形態立國，但是在瓜分中國上卻默契十足。到了1933年，蘇聯與日本又分別透過中國共產黨和台灣總督府在福建扶持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和李濟深等廣東軍閥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

把蒙古人民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滿洲國以及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全部算進來，1930年代初期在中華大地上至少有「5個中國」存在。這還不包括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與白崇禧等其他表面上仍奉中華民國為正溯，卻與蔣中正對著幹的中國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此種遭受極右翼與即左翼侵略者兩面夾殺的危機，要等到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上台才有所改變。

中華民國成為最大公約數

為什麼希特勒在德國的上台，會挽救了中華民國同時遭到蘇聯與日本夾殺的局面呢？因為希特勒擺明了以俄國為納粹德國擴張的生存空間，讓史達林（Joseph Stalin）警惕到蘇聯被德日兩大法西斯國家夾擊的風險，於是開始調整政策，決定調整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於是就有了1935年的共產國際第7次代表大會，要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府聯合起來對抗法西斯。

蔣中正並沒有接受蘇聯的「統一戰線」，而是在以優勢兵力推翻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之後，打算繼續一鼓作氣消滅共產黨。直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被張學良、楊虎城脅持的蔣中正才接受了史達林「與中國共產黨聯手抗日」的建議。1937年9月22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兩個月，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撤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中華民國的重歸一統。

直到80年前的1941年4月13日，中國與日本不宣而戰的戰爭一度被視為蘇聯與日本的「代理人戰爭」，因為不只中共的8路軍與新4軍是在國民革命軍的名義下投入抗戰，蘇聯還是國民政府最主要的外援管道。可是隨著《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蘇聯決定集中全力對抗德國，為了緩和與日本的關係，切斷了對國民政府的援助。

幸運的是，在蘇聯退場的兩天後，與日本矛盾逐漸加深的美國頂替了蘇聯的位置，開始對國民政府提供援助，總算讓抗戰能延續下去。蔣中正把美國勢力引進中國，驅逐日本與平衡蘇聯的大戰略終於實現。然而這並不等於，中華民國就此進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因為日本方面在抗戰爆發後，同樣目睹到了中華民族主義被動員起來以後的可怕力量，開始調整對華政策。

日軍不再主張瓜分中國，或者建立另外一個滿洲國，而是要扶持信仰孫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來領導一個親日的中華民國。他們先是以王克敏與梁鴻志等北洋遺老為基礎，在北京與南京分別建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但這兩個親日政權卻因為對日本的獨立性不足，還有作風過於保守，始終得不到知識份子的支持。

同盟國與軸心國之爭

於是孫中山遺屬的撰寫者，國民黨元老汪精衛便得到了扶持，在1940年3月30日成立南京國民政府。這個南京國民政府，使用與蔣中正撤退到重慶的國民政府一模一樣的國號、國旗與國歌。南京國民政府不只與重慶國民政府一樣以孫中山為國父，就連一開始的國民政府主席也是指定人在重慶的林森擔任，直到林森1943年去世，才由汪精衛和蔣中正兩人分別在南京與重慶接替其職務。

不只是重慶與南京，就連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延安，表面上同樣高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孫中山先生遺像。這可能是自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的中華民國首度廣泛為國際社會，還有全體國人承認的一刻。許多人為此表示，這是蔣中正與汪精衛達成的一個高明「默契」，讓中華民國無論在同盟國還是軸心國贏得二戰勝利的情況下都成為戰勝國。

此種雙保險的說法，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其實是言過其實的，蔣中正與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雖然都以孫中山的傳人自居，要將《三民主義》裡的「民族主義」貫徹到底，可實際上他們選擇的盟友和敵人卻南轅北轍。汪精衛政權代表的，是中國人民自鴉片戰爭以來，累積了整整100年敵視西方的民族情緒，這個情緒在太平洋戰爭剛爆發時，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獲得日軍支持的汪精衛政權，奪回除香港之外所有在中國土地上的英美租界區，大幅度激勵了淪陷區國人的民族意識。透過對英美宣戰，南京國民政府還成功迫使北方保持半獨立狀態，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編而成的華北政務委員會降下北洋時代的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中國人首度體驗到了100年以來，黃種人把「西洋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的快感。

不過美國強大的軍事能力、經濟能力、工業能力與動員能力還是讓中國人加入「大東亞共榮圈」的意志粉身碎骨。在蔣中正與毛澤東這兩股代表「親美」與「親蘇」的勢力分進合擊之下，所有「親日」的中國人不是被以「漢奸」之名趕盡殺絕，就是被迫銷聲匿跡或者改變立場加入勝利的一方。日本勢力的瓦解，讓國共雙方的內戰也演變成了美蘇強權的「代理人戰爭」。

失敗的憲政之路

日本投降後，本來擁護「大東亞共榮圈」的淪陷區民眾快速轉變立場，擁護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回歸。關於這一點，其實可以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為神風特攻隊寫《神鷲歌》的陳歌辛，在抗戰勝利之際迅速寫了一首《迎戰士》來歡迎國軍重返上海中得到驗證。當然他們的即時改變立場，除了投機取巧外，也不是毫無道理可言的。

畢竟中華民國在美國的支持下，不只收復了台灣、澎湖與東北等失土，還成為聯合國的5大創始會員國。抗戰爆發前，中華民國還是一個被列強國家瓜分和漠視的次殖民地國家，短短8年過去以後不只成了戰勝國，還成為國際秩序的締造者。身為1945年的中國人，包括剛剛回歸祖國的台灣人，相信沒有一個不以中華民國國民為榮，不以中華民國國民自豪的。

日本的威脅解除後，國民政府以蘇聯為首要假想敵，開始接受美國和英國的援助，希望能將中國融入西方國家打造的國際反共體系之內。由於英國在歷史上同樣侵略過中國，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實際上是以美國為主要的追隨目標。既然是以美國為追隨目標，就必須帶領國家走出往日的軍政還有訓政階段，實施憲政制度。

於是就有了政協會議還有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準備引領中華民國走上當時被袁世凱打斷的憲政之路，然而依靠抗戰壯大的中國共產黨，卻在蘇聯支持下成為國民政府推行民主的最大阻礙。雖然沒有共產黨參與的《中華民國憲法》，最後還是在1946年12月25日通過，並於1947年12月25日開始施行，不過這條艱難的中國憲政之路，最終還是因為中共在1949年的奪權成功而胎死腹中。

中華民國為什麼會在戡亂戰爭中輸給共產黨，導致在大陸推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最後必須落腳台灣？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過去有許多國內外學者給予討論。有人認為是日本的侵略，導致國民政府失去剿共的最佳黃金時機，還有人指出中共得到了蘇聯全力的協助，倒是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來得太晚，給得太少（Too Little and Too Late），導致美國「失去了中國」（The Loss of China）。

遭民族主義者拋棄

不過上述把責任怪給日本、蘇聯還有美國的說法，筆者都認為只是次要原因。甚至所謂國民政府接收大員的貪汙腐敗，都還不至於造成國民政府平叛的徹底失敗。

中華民國沒能擊敗共產黨，還是在於毛澤東比蔣中正更精確的抓住了中國人在抗戰勝利後產生的民族情緒。因為包括台灣人在內的中國人，雖然以自己戰勝國子民的身分高興，卻對中國到底是不是真的戰勝國一事產生懷疑。

首先，雖然國民政府在抗戰末期不是沒有打過一些漂亮的勝仗，但是沒有人會懷疑真正打敗日本的其實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包括聯合國5強的地位，嚴格來講是美國「施捨」給中國的戰利品，換來的條件無疑是中華民國必須在聯合國大會裡的所有重大議題上投票支持美國。雖然美國在歷史上沒有侵略過中國，但是這樣的安排，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其次則是中共雖然在對日抗戰期間沒怎麼出力打日本，卻利用8年的時間在鄉村地區發展所謂「抗日根據地」，以打擊「土豪劣紳」還有「日偽漢奸」的方式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所以打從國共兵戎相見以來，就形成城市居民支持國民政府，農村居民支持共產黨的情況。而絕大多數的城市居民，又多是抗戰時支持汪精衛政權的淪陷區知識份子。

國民政府回到淪陷區後，對淪陷區百姓推行歧視性政策，已經導致本來反共的城市居民對政府離心離德。而淪陷區居民，不只曾親眼目睹汪精衛政權收回英美租界的歷史，還在抗戰末期遭受過中美盟軍轟炸，本來就有強烈的反美情緒。結果中央軍回到淪陷區後，卻把被日本人趕走的美國人又「迎了回來」，還賦予他們比以往更多的「特權」，終於壓垮了他們心中對國民政府最後的一點向心力。

沈崇事件的爆發，激起了兩岸人民共同的反美情緒，就連前總統李登輝都走上台北大街，要求「美帝」滾出中國。來華調停的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也是體認到中國人強勁的反美情緒後，深恐美國步入日本的後塵，決定停止支持國民政府把反共戰爭打下去，甚至對國民政府開展了長達一年的軍火禁運。中華民國一如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的預估，在失去美國援助後立即兵敗如山倒，飄洋過海來到了台灣。

狂熱民族主義帶來的災禍

換言之，中國共產黨能贏得內戰勝利的原因，在於毛澤東成功將抗戰爆發前「親蘇」與「親日」的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結合到了一起，迫使親美的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台灣來。相信讀者們一定有疑問，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後立即宣布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難道不也是為了親蘇放棄民族立場嗎？怎麼能說中共是民族主義的代表呢？

中共確實是以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身分，在1921年於上海誕生的，後來也長期採取親蘇的外交政策。無論是1950年代的韓戰還是1960到70年代的越戰，中共都是以「共產主義革命大家庭」的一份子，向北韓還有北越提供援助的。顯見早期的中共確實是違背民族主義的，性質比起投效日本的汪精衛政權並沒有好到哪去。

不過蘇聯終究有著「反帝國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口號加持，又刻意給自己塑造成弱小民族解放者的形象，讓受盡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瓜分長達100年的中國人難以識別其真實意圖。然而毛澤東在史達林去世後，卻還是基於不服由赫魯雪夫當共產世界老大哥的因素，開始挑戰蘇聯的領袖地位，帶領中共走上民族主義之路。

事實上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是一段中共回歸民族主義的坎坷路，只是這條路走的並不平靜，而且中國人也為了這份所謂的「民族榮耀」付出了慘痛代價。既然要同時與美國「帝國主義」還有蘇聯「修正主義」對抗，剛剛從歐洲「殖民主義」國家手中獨立的亞洲、非洲還有拉丁美洲國家，就成為了中共必須要爭取支持的對象。

中共啟動「輸出革命」，向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毛派武裝提供武器裝備，製造了大量的流血衝突與悲劇，也為今日恐怖主義的興起提供了精神武裝。不過最重要的，是毛澤東為了討好亞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國家，居然在50年代中國大陸處於大飢荒的情況下，向這些國家輸出寶貴的糧食，給對岸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

命運共同體的成形

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一如包括蘇聯在內的共產主義國家一樣，走上飢荒與政治清洗相隨的不歸路。陳歌辛一如當年所有抗戰時支持汪精衛，內戰時支持毛澤東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樣，在反右運動中被捕下獄。雖然他創作的《恭喜恭喜》，直到今天還是膾炙人口，每年農曆春節都為兩岸人民所歌唱，他最終還是被餓死在集體農場。

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連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還有被欽點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都慘死於階級鬥爭之下。中共殘酷的真面目，此時此刻終於毫無保留的彰顯出來，讓台澎金馬復興基地的子民無論原本是不是支持蔣中正，都團結在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下，反對中共赤化台灣，誓死捍衛自己的生活模式。

從1949年的古寧頭戰役開始，經歷過50年代歷次大小的台海戰役，尤其是1958年的八二三戰役，終於讓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200萬外省人與800萬本省同胞形成了「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無論是外省人還是台灣人，大家都會為了軍刀機在台海上空擊落米格機、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訪問台灣、金龍少棒隊在威廉波特球場上贏得冠軍而一起喝采。

同樣的，大家也為了釣魚台被跟著沖繩一起還給日本、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及接踵而來的與日本、美國斷交共同氣憤、悲傷。更重要的是，為了打擊共產黨而在1948年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為了防止台灣被赤化而於1949年頒布的《台灣省戒嚴令》，都隨著復興基地居民「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逐漸增強，而慢慢被衝破。

體驗到共產革命的破壞性後，無論是外省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還是本省的反對運動者，都放棄了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的道路，以避免給中共滲透台灣的機會。隨著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脅被逐漸克服，蔣家父子也接受美國方面的建議，逐步下放權力給黨外人士，雖然戒嚴體制沒有被馬上衝破，但是蔣中正還有蔣經國的開明專制還是給反對人士打開了一扇表達意見的窗戶。

民權主義的發揚光大

回顧中華民國在台灣76年的歷史，其實就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在復興基地推動憲政之路的坎坷過程，中間也遇到過如二二八事件或者白色恐怖的悲劇。許多老一輩的台灣人，甚至於數量不下於這些本省同胞數目的外省軍民，對蔣中正父子的不理解、敵視與仇恨，確實是我們應該去給予理解和同情的。此種失去摯愛與自由的切身之痛，筆者沒有親身經歷，難以切身體會。

如果說中共是以3000萬到9000萬平民的非自然死亡，換來了今日所謂的「民族復興」，那麼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實現的，就是證明中國人有資格與西方人一樣，過上民主自由的生活。兩岸的分治，其實就是一場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競爭，不過最為關鍵的，是中華民國為了實現民權主義，付出的代價還是相對較少的。

雖然有吳國楨逃離台灣、孫立人遭軟禁還有雷震被捕下獄等不幸事件，但台灣在蔣氏父子的統治下，終究沒有走向如對岸那般的動亂之路。戰後世代生長在復興基地的孩童，能夠平穩的接受教育長大，甚至於領了獎學金後到美國留學。與清末民初的動亂相比，想想看這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成就？這些由中華民國政府培育出來的人才，後來都在台灣的經濟起飛與民主改革中創下了傲人的成就。

鎮守金馬前線的榮民先進，投身經濟發展的本土商人、致力於高科技產業的技術性官僚以及衝撞戒嚴體制的黨外前輩，乃至於許許多多無名的外省人和台灣人，來自士農工商不同階級的他們，看似有不同的工作、黨派以及政治立場，甚至於國家認同也未必都完全一致。不過他們有一個更同的目標，就是讓自己的下一代在一個更繁榮與更自由的環境下成長，不再受到貧窮與暴政的侵害。

進入1990年代以後，伴隨著經濟起飛，還有解嚴與終止動員戡亂的到來，老一輩們奮鬥的目標終於實現了。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也在1996年完成了首次總統直選。如今中華民國經過了3次的政黨輪替，中華民國國軍也全面實現了軍隊國家化。雖然當年推行憲政的目標，只能在中華民國固有疆域中267分之1的土地上實現而已，但終究還是證明了中國人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民主政治。

錯亂的國家認同？

如果1949年中華民國沒有輸掉內戰，是否今天全體中國人都能享受如同台澎金馬子民所享受到的民主制度呢？如果中華民國繼續留在大陸，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好一點的話可能成為亞洲的加拿大，成功避免從鎮壓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災難，老百姓也能享受到健全的生活福利與民主政治，但是在軍事和外交上全面配合美國。

但是從蔣中正在大陸時期，從來沒有真正統一過地方的情況來看，他即便消滅了共產黨，可能也沒有辦法馬上統合其他軍閥勢力。更何況反美的，也不是只有中國共產黨，還有汪精衛留下來的國民黨極右翼餘孽，所以許多人認為中華民國若繼續留在大陸的下場是變成另外一個菲律賓或阿富汗。加拿大、菲律賓還是阿富汗都好，沒有發生的事情，沒有必要給予太多的討論。

重點還是在於，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今天這個中華民國？直到今天，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依舊是要民權多一點還是民族多一點的對立，似乎還沒有一個既能擁有民主自由又有民族榮耀的第3個選項出來。因此許多現居台灣的深藍人士，基於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優先考量，已經全面轉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還有不少深綠台獨，打從一開始就不認同中華民國是自己的國家，或者認為中華民國過往歷史的包袱過於沉重，讓台灣人揹負起來實在是太累，進而希望將國號改名為台灣共和國。於是台灣就有了支持「一國兩制」的深藍和支持「法理台獨」的深綠存在。根據前美國駐台官員卜睿哲先生的說法，他們都是企圖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者。

直到今天，中華民國還沒走上正軌的原因，就是受到這些想要推翻中華民國體制的深藍與深綠所害。他們將同為台灣人的彼此，視之為比中共、日本還有美國任何外來勢力更欲除之而後快的敵人，讓台灣陷入所謂「民主內戰」的惡性循環之內。只是在美國施加的戰略壓力之下，急獨與急統都沒有實現的可能，台灣人無論是否喜歡中華民國，都必須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何為中華民國？

沒有辦法「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更不可能宣告建立台灣共和國，擺在民進黨與國民黨建制派眼前的唯一選項，就是延續中華民國的存在。從袁世凱試圖當皇帝開始，有包括大日本帝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還有中國共產黨在內那麼多的力量，包括足以與美國爭奪太平洋乃至於世界霸權的恐怖力量都想消滅中華民國，可中華民國就是讓人跌破眼鏡的生存下來，而且越冷他越開花。

民進黨發布《台灣前途決議文》，正式宣告該黨不以推翻中華民國體制為目標，總算是與國民黨有了一個最大公約數。不過對於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是否還涵蓋大陸地區，是否延續1949年以前的中國大陸，藍綠雙方的精英與支持者之間都還存有巨大爭議。畢竟發生在1949年以前的歷史記憶，還真的不存在於戰後由台澎金馬人民所共同打造的「命運共同體」之中。

而且即便是有「中國認同」的台灣人，對於到底該怎麼解釋中華民國都有不同的意見。從法理上來看，今天台灣的中華民國繼承的是1928年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或者更直接來講，應該是1945年領導中國與美國合作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慶國民政府。一來是台灣光復的時候，重慶國民政府尚未遷回南京，二來則是台灣的民國敘事高度以蔣中正為中心，撇除掉了其他國民黨的勢力。

比如被當「漢奸」的汪精衛，於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無論是在中央政府還是中央黨部裡面都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將他完全抹煞掉等同於完全抹煞掉國民黨內數量龐大的「漢民族本位」主義者或者「親日派」民族主義者。而這些追隨過汪精衛的國民黨人與他們的後代，也有許多人志願或者非志願的追隨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

李敖就是一個例子，他在自己生前的許多作品中，就攻擊以兩蔣父子為中心的中華民國史或者中國國民黨史，完全忽視了汪精衛政權，乃至於北洋政府的正面作用。這些與當今的國民黨同樣具有中國認同，卻被過去台灣的民國正史撇除在外的人士，很多也是因為在中華民國的官方歷史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從而成為了轉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深藍人士。

自由中國應該屬於全體中國人

花了那麼多的篇幅，介紹了統派、獨派、民進黨、國民黨、共產黨、本省人以及外省人的民國認同，這篇文章總算要進入尾聲了。首先要談的，是我們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到底該追溯到哪一個中華民國？是1911年到1928年的北洋政府？1928年到1949年的國民政府？1938年到1945年的重慶國民政府？1940年到1945年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只有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或許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只希望把歷史追溯到那一個讓我們比較容易產生「命運共同體」情懷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也就是1949年後的中華民國。不過關於這個問題，根據前駐美大使沈呂巡先生的說法，卜睿哲其實已經給了我們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繼承的應該是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換言之凡是1911年以後所有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們都要蓋括承受，無論喜歡不喜歡。

至於我們到底該認同袁世凱的中華民國、蔣中正的中華民國、汪精衛的中華民國還是實施「聯俄容共」的中華民國，筆者認為在民主自由的時代，完全應該採取開放寬容的態度。不過既然我們今天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是以1946年12月15日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為主體，那麼政府的立場自然繼承的還是行憲後的中華民國立場。

在遵循現有的《中華民國憲法》基礎下，教育從革命、北伐、抗戰、戡亂到遷台、保台的歷史，但允許人民保留不同的史觀與學術研究自由，才是解決台灣國家認同問題，確保人民不會轉向主張台獨建國或者「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之道。面對當今正在與美國爭奪全球霸權地位的中共，台灣唯一擁有的絕對優勢，就是讓老百姓有思想與學術上的絕對自由。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鬥爭，直到今天其實都還是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之爭，台灣所該做的努力是要向大陸人證明，追求自由比追求「民族復興」還要更加重要。希特勒與毛澤東的歷史，都讓我們知道追求「民族復興」過頭反而會給我們帶來亡國滅種的危機，只有當中國的百姓有一天能夠像西方的百姓一樣可以自由質疑自己的政府，爭取自己權益的時候，中國人才能真正的翻身。

更何況，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其實早在1945年9月9日就已經隨著日本的投降而結束。中國只要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重新回到國際體系，就會如同今天大多數的北約國家還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一樣，過上和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日子。以中國龐大的人口、市場經濟以及軍事實力，根本不必擔心任何強權的進犯，何必天天擔心被侵略，要靠民族主義來打嗎啡呢？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