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國家權力面臨宗教組織的挑戰。1900年的德國出現了許多並存的獨立機構，政黨、工會、教會；而文化上推崇主觀文化，重視個人的獨立性和「內在性」。這和今天渴望對社會進行極權控制，實施廣泛監視的中國政府形成強烈對比。
因此，伯曼總結說，「德國/中國的類比在初始層面成立：兩個非民主國家從事海軍建設，具有霸權野心。但也存在顯著差異：中國更加專制，因此受國內政治反對派的約束較少。」
「中共的民族主義只是拉大旗作虎皮」
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余茂春則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說明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和19世紀德國完全不是一回事兒。
他告訴美國之音，德國民族意識的崛起和德意志各個邦國長期不能統一，而在19世紀中期出現了統一的大趨勢這樣的背景有關，所以1860年代統一之後的德國所強調的民族團結是自然而然的。剛統一後的德國不乏俾斯麥這樣有大的戰略眼光和統籌策略的智慧人物，所以在當時歐洲的大國競爭中，德國的民族主義有長足的發展，但不是歇斯底里的。
到1890年代後，當俾斯麥這樣的德國政治家退出舞臺，德意志民族主義就出現了偏離，走向了極端，到了二十世紀20，30年代的時候又由於一戰的原因使德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被一些流氓政客所利用，出現了像希特勒這樣的走火入魔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建立在雅利安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擴張主義。
他說，「現今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和19世紀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民族主義是很不一樣的。中共的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際上是拉大旗作虎皮，張冠李戴，是沒有以中國文化和傳統為根基的，也沒有深層的中華思想根源。」
「自導自演這場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共產黨，其根本的意識形態和思想理念的主體不是中華文化，反而是建立在極力消滅正統的中華文化的基礎之上的。這就是為什麼在共產黨高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時候，根本不能夠說明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復興，要回到中華民族的哪一個基點上。當然絕對不能是孔夫子，更不是佛教道教，不是文景貞觀之治，也不是康乾盛世。共產黨的高級官員裡面沒有一個人真正相信這些老古董。」
「中共要復興的不是中華民族，而是繼續奴役中華民族的共產主義文化和馬列教條。當年共產國際在華代理人李大釗講得很清楚，『試看將來世界，必是赤旗一片，』這就是中共這種復興的精神原動力。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敵視中華民族傳統道統的政治團體，指導這個黨的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一個起源於德國，變種於俄羅斯，傳染到中國的一個非常激進的西方的意識形態」。
余茂春指出，習近平以及中共各級高官諄諄教誨的原則不是克己復禮，復興中華，而是勿忘初心。「這個初心就是共產黨的最純潔的信念，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始教條。這跟中華民族的輝煌燦爛的過去沒有一絲關係。所以由當今的中國共產黨來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余茂春表示，「中共舉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大旗高喊的『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國家分裂』完全是騙人的說辭---中共執政以來的七八十年期間，基本上對『祖國領土』是不怎麼在意的，對自己友好的國家，尤其是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慷慨讓出的中國的傳統國土比臺灣一個島的面積要大好幾十倍。不信大家把1949年的中國地圖和今天的中國地圖合在一起來比較，答案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非要拿下臺灣的根本原因是反美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作祟，是1945年以來中共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未竟事業的一個部分，是冷戰的一部分，是共產主義專制統治模式與民主自由世界對抗的焦點，」余茂春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