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投降後，英國、法國、蘇聯、美國分區占領德國，莫斯金作為占領軍的一員，直到1946年6月都留在歐洲。他立志成為律師，並成功說服一名官員，讓他參加紐倫堡大審（ Nuremberg trials）一、兩天，這個經驗也促使他堅定志向，後來他如願在司法系統述職，但是過去數十年來，莫斯金不曾向外人描述在集中營目擊的慘況。
莫斯金害怕死馬的夢靨再次纏上他：「足足有50年，我不曾講述自己的經驗。孩子說我罹患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我們從沒聽過PTSD，只聽過砲彈休克症（shell shock）。我沒有理會這些跡象，回家後就把一部份的腦子鎖了起來，也把鑰匙丟了。要是有人問我二戰的事，我就說『我在巴頓將軍（George Patton）麾下效命，我完成了工作，不想討論這個話題。』」
1990年代，情況終於改變。當地大屠殺博物館的一名女性員工透過莫斯金的同袍找上他，希望他能向群眾講述在集中營看到的一切，莫斯金掛了電話，對方又打過來。他們談論大屠殺集體記憶的演進，包括美國歷史學家利普斯塔特（Deporah Lipstadt） 1993年的著作《否認大屠殺》（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 ，也聊到伊利諾州（Illinois）要求學校向學生澄清大屠殺的真相。最後莫斯金答應在1995年7月10日，於紐約州納紐埃特（Nanuet）的購物商場分享他當年看到的情況。
那一天，連續2小時，莫斯金向陌生人侃侃而談自己在集中營的見聞，之後他開始在全美各地的中學、高中、大學演說集中營的見聞。他說：「這像是淨化。我將所有毒物封在身體裡長達50年，現在它們統統跑出來了。如果我們不在了，那些否認大屠殺的人就會活躍起來。」
2017年8月11日，卡茨和莫斯金首次見面，卡茨非常開心，因為兩人可以相互證明彼此的經驗。卡茨說：「我很高興遇到親眼見過集中營的人，如此一來，我的故事就不會佚失。」
莫斯金說，保存大屠殺的事實及這場浩劫帶來的啟示是未竟的工作：「我必須誠實地說，我的這個世代失敗了。我們無法擺脫仇恨和偏見。」卡茨則認為這項工作永遠沒有完成的一日，這也解釋了運氣和善良十分重要的原因，因為即使在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時刻，人們還是可以對抗邪惡：「就算在那時，還是有友善、正直的人，現在也一樣。永遠都有滿懷仇恨的人，但同時也有善良的人，這就是人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