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美聯儲具有「全球央行」的特殊地位，大量研究已證明美國的貨幣政策，會對全球其他國家產生溢出效應。
在李曉看來，「拜登經濟學」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或者說與以往歷屆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大不同，就是財政赤字貨幣化，雖然這不是拜登政府開啟的，但是一定會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這是由當下美國經濟結構所決定的。
為了推行「拜登經濟學」雄心勃勃的支出計劃，資金不可避免地來自擴張性財政和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就是俗稱的「印錢」。
在貨幣政策上，為抵禦疫情衝擊對資本市場造成的影響，美聯儲推出了「無上限QE」政策。僅2020年增長超過3萬億美元，與2008年金融危機後五年的量化寬鬆總規模大體相當，使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創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在財政上，美國總體政府債務佔GDP之比已經從2019年的135%躥升至2020年的160%。在聯邦層面，債務也已達歷史新高，今年6月就以突破28萬億美元，且聯邦政府財政預算赤字佔GDP的比重已經從2019年的4.6%快速升至2020年的14.9%，今年預計超過16%。
而這些創紀錄的數字發生之時，「拜登經濟學」還未全部展開，大部分的計劃還未獲得國會批准。
大量「印錢」會使美元貶值，而經濟學人智庫資深分析師麥克·弗蘭克認為，美元走弱對任何擁有美元計價債務的人來說都是好消息，這包括很多新興市場。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袁志樂則認為，一旦美國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損害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上述兩個看似矛盾的觀點，其實非但不矛盾，還真的發生過。
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開啟「印鈔機」，大量新興市場國家趁著美元貶值，大量舉債，有的遠超自身的承受能力。因此當2018年美元升值和利率上升時，這些無力償還，導致土耳其、阿根廷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貨幣驟然貶值和甚至經濟崩潰。
中國則與上述新興市場國家情況大不相同，但卻同樣會受到影響，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的規模在三萬億之巨，貨幣超發帶來的貶值，會直接導致中國外匯儲備的縮水。
其次，通脹壓力可能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傳導到中國這個製造業大國，中國可能不得不消化輸入型通脹的壓力。
「脫鉤」風險依然存在
直接風險則來自於美國希望與中國「脫鉤」的衝動。
馬志昂向BBC中文表示，拜登政府經常發表關於重塑製造業以減少對海外商品依賴的言論，或明或暗都指向中國。最終很大一部分將會體現在供應鏈的變化上。
「我認為，脫鉤的幽靈將繼續存在。而這個幽靈對某些行業來說已經成為現實，比如技術領域，脫鉤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發生。」
國際商業界將面臨一個關鍵挑戰——他們需要在美國的呼籲和中國市場的誘惑之間取得平衡。
「在金融服務、汽車或消費品等行業，脫鉤將變得更加複雜。而這將使整個中美關係保持混亂。簡單來說，即使兩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相當嚴重，美國公司仍將熱衷於在中國做生意。」馬志昂表示。
相比之下，李曉則更多擔憂。他認為，中國應該如何應對美國公開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的「去中國化」？這很大程度上是沒有歷史經驗可循的。
「我們還需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尤其是大國之間的經濟協調與合作，是需要以大國間的政治共識與合作作基礎的。換言之，大國之間的經濟協調與合作，僅僅憑借產業領域的分工或市場規模擴張是不夠的，真正緊密、長期和深入的經濟合作不只有利益，還存在著身份認同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