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嚴選:極權造就惡靈— 評小說《永遠的零》與太平洋戰爭

2015-01-06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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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機制、民眾的獨立判斷,是防堵戰爭的重要因素。(電影宣傳照)

民主機制、民眾的獨立判斷,是防堵戰爭的重要因素。(電影宣傳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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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帶著批判性的眼光看《永遠的零》的,這部高度還原太平洋戰爭的小說,被國內(中國)一些電視節目批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被認為「史觀有問題」。然而,翻完它最後一頁,我還是流下淚來。

是不是立場有問題?我問自己。我是一個愛國者,看過不少抗戰片,痛恨侵略行為,痛恨日本軍國主義。對於日本軍人,我是存在著抗拒心理的。在戰場上,他們是好鬥的、兇殘的,十惡不赦,殺人再自殺,完全不把生命當一回事,「完全缺乏對上帝的敬畏」。在一部紀錄片裡,一個美國上尉看到神風自殺戰機時,感到十分恐懼,「那不是一枚『飛彈』嗎,開飛機的人是惡靈嗎?」

不過,在書中描寫的飛行員群像,也是「與我們一樣的人」。儘管也有少數人品行不端,但大部分還是溫和的普通人,有情感、有牽掛、有鄉愁。作者美化了他們?沒有。他們的缺點及局限性,作者沒有回避。仇恨先放一邊,我認為這種描述接近於真實。其實,他們就是人,來自普通百姓家庭。

如果他們不壞,那是什麼讓他們變成了惡靈?

結合書中暗示的一些情節,我查閱了大量書籍,試圖要揭開這個謎底。一個幽靈附到了他們身上,讓他們瘋狂,讓他們喪失判斷力,再讓他們殺人、自殺。這很關鍵,作為一個對政治學有獨特嗜好的人,我深深瞭解「壞制度將好人變壞人」 的道理。變化的原因在哪裡,軍國主義的實質到底是什麼?

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指的是《永遠的零》這本書,而不是這部電影——電影的講述功力,還遠遠不及它的文本。電影是否有些避重就輕,是否與右翼思潮“秘密接頭”,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

(永遠的0電影劇照)

【二】

本尼迪特克的《菊花與刀》(菊花與劍)被認為是解讀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著作,此書講出日本人本身存在的矛盾——好鬥而和善,尚武而愛美,野蠻而文雅,順從而富於抗爭,源於「島國心態」;山本七平的《何為日本人》一書,也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既承認是「東亞最落後的民族」、又是「跑在人類史前面的民族」,從神話、宗教、家族、契約等方面,講述了日本精神內核的形成機理;

橘玲的《括弧中的日本人》則勾勒了21世紀日本人的大眾心理:「日本人始終認為快樂地度過現實就是一切,只認可靈驗的神祗和能帶來好處的權威」。

……

對於「民族性格」的討論,我向來很謹慎,因為存在太多不確定性。大而化之的概述,無法展現「鬼子」(日本軍人)的真實面貌。我更傾向於從具體角度切入,政治身份決定行為模式。

首先,他們是平民百姓。走上一線的士兵,大多是因為貧窮、卑微、被迫投身戎馬生涯。他們普遍在20歲左右,幾乎沒受過完整教育,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受極端主義的宣傳和教育而變得狂熱的愛國者。尤其是明治維新之後兩場戰爭的勝利(日中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使其民族主義猛烈膨脹。這些人,幾乎沒有自己的語言,只有「日本萬歲」、「天皇陛下萬歲」之類的口號。他們被軍官教導,即使落敗也要與敵人「同歸於盡」,這就是無知的底層日本人。

但是,哪怕在瘋狂的歲月裡,也有人性尚存。

在小說中,主人公宮部久藏是一位年長的士兵。他出生于富裕家庭,上過中學,甚至跟隨瀨越大師(吳清源的老師)學過圍棋。後來,因家父暴亡,家業中落,被迫入伍。所以,他與別的士兵不同。他愛惜生命,畏懼死亡。他多次跟日軍同僚們說起,「死很容易,但活下去卻需要極大的勇氣。」 在每一場戰鬥中,他的目標就是「活下去」。

他怕死,實際上是包含了對妻女的愛。戰爭初期,他答應妻子一定會活著回來。「不管是斷了手,斷了腳,都一定會回來。」他飛行技術高超,但總在空戰中有意遠離戰場,他很少與美軍飛機發生正面衝突。「我們那個年代,很少有人會把愛掛在嘴上,我覺得這句話——『我要活下去』,就代表了愛。」宮部一位倖存到戰後的戰友說,可是當時卻被認為是「懦夫」。

幾個日本年輕飛行員,雖然懵懵懂懂,但依然是有牽掛的。他們雖然愛國,但內心深處依然惦掛著未婚妻、父母、弟弟。在與宮部交往之後,人性的美好部分也被點燃。

文中提到一處奇妙的情景。日本飛行員井崎與美國飛行員湯尼,在1970年的聖路易斯航空展中相遇,他們曾經在拉包爾上空交鋒過。兩人見面後,認出了彼此,短暫地講述了那場戰役,隨後就聊各自的生活——孫子、工作、啤酒、陽光……這種談話是那麼自然,隨意,和諧。井崎轉過身後,痛哭失聲:「為什麼與眼前這麼親切的人互相殘殺」?

儘管只是小說情節,但我相信這種情境是存在的。在某個時刻,人們沖昏了頭腦,舉著道德的旗幟,從而相互開槍。

【三】

「我死了,對於戰局影響不大。日本還是會亡國。但是,對我的家庭,影響一定很大。」

宮部是這樣想的。這是他消極應戰的原因。可見,國與家,在他心中有一個清晰的權重。愛國主義的說辭再漂亮,但自己的生活、家人才是真真切切的。

「集體就是放大鏡,放大憤怒、亢奮、自豪;集體就是春藥,加速荷爾蒙分泌,催化熱情燃燒。」梅斯奎塔在《獨裁者手冊》中指出。在浪漫主義美學上,戰士們渴望犧牲。戰機一旦中彈或失控,首先想到的不是逃生,而是撞向美軍艦艇,沖向櫻花般的毀滅之路。這令我想到了電影《浪潮》,獻身的願望像關在籠子裡的猛獸一樣,只要有人打開了這個籠子,將隨他而去無論天堂還是地獄,這與利益無關。

「青春是危險的,它特別容易被煽動,打著正義的旗號傷害他人。」在描寫法國大革命的小說《九三年》裡,維克多·雨果透露了這樣的信號。

但是,事實上,在日本封建體制下,這些頭腦發熱的愛國青年,仍然是可以任意犧牲的棄棋。

(1945年5月26日,抱著幼犬的Yukio Araki下士和其他「神風敢死隊」隊員在鹿兒島(Kagoshima)合影,年僅17歲的Araki在第二天的戰鬥中對美軍戰機實施自殺攻擊時死亡。/資料圖,騰訊大家網)

在總部部署下,3萬日本士兵在瓜達康奈爾島參加征戰。這3萬軍人在連續發動猛攻後,但很快發現問題所在——沒有軍餉跟進。總部認為,只要取勝,就能奪得美方的軍事物資。可是戰場上的東西怎麼能說得准呢?後來,包括將領在內5000人戰死,剩下的2.5萬人是活活餓死的。當他們命懸一線之際,美國士兵還考慮過救援,但他們卻不知好歹地開槍。最後,美國人只能開著裝甲車把他們活生生地碾死,場面非常殘忍。

「當時的日本,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書中發問。

宮部領到命令,被迫參加神風攻擊,戰場上軍歌響起。而書中提到,一位軍官突然大哭起來:「讓這麼優秀的人送死的國家,不如滅亡了算了!」

這些戰場上的士兵,這些我們在抗戰片中見到的「窮凶極惡者」——哇哇亂叫的「鬼子」,其實在日本就是如螻蟻般低賤的人。他們沒有文化,被洗腦、被玩弄,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甚至生命也不被尊重。既然他們不被當人,所以便在戰場中成為了魔鬼。他們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他們大多死在戰場,存活下來的,也在鄙視和困頓中度過餘生。本質上,他們未必是壞人,卻都是時代的幫兇。

很多年後,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菲利浦·津巴多提出了「路西法效應」,分析人們在特定的系統中變成了惡魔。「一套制服,一個身份,一個指令」就可以讓人性格大變,通過「創造了敵人」,系統利用影響和溝通向下創造統治性的等級階層,當權勢精英想摧毀敵國,宣傳老手就會施行製造仇恨的激化,讓一個社會群體憎恨另一個社會群體,通過「敵意想像」這種心理建構,隔離他們、殺害他們。津巴多指出,「敵意想像是戰士最有力的動機,它能讓裝滿仇恨和恐懼彈藥的槍聲響起……犁刀變成了刺刀」。

【四】

我查了很多史料,日本當時的權力結構,雖然引入了西方政治模式,但本質依然是森嚴的等級制度。天皇位於權力的最高峰,軍部高層把握了權力,壓制了文官團體。掌權的軍部高層是特權階級——通過發動戰爭而鞏固自己的權力。

他們很少直接參與戰鬥,更是基本上不上前線。我們抗日片中出現的一些高級軍官——比如《金陵十三釵》出現的那位彈鋼琴的軍官,實際上是大學生軍官。在二戰後期由於軍力不足,只能將大學生軍官調到前線。雖然軍銜、地位略高,但在大本營中看來,依然是隨時可以放棄的棋子。換個角度想想,本應過著多姿多彩生活的青年,卻因為時代的錯誤,莫名其妙地投身於戰場,又不明不白地死掉,也是一種悲哀。

「他們膽小得要死,又欲望膨脹。一心只想著升官。下面打了勝仗,他們就可以向天皇邀功。」在《永遠的零》中,作者直接說出,「他們甚至不願意想像,士兵也有家人,也有所愛的人,正因為他們缺乏這種同理心,所以禁止士兵投降,禁止他們當俘虜,強迫他們自決或和敵人玉石俱焚。」

當時,高級將領沒有被追究任何責任,而是繼續升官,他們把責任推到第一線作戰的低階將領。很多連長級的軍官都被要求以死謝罪。

利益集團的醜惡嘴臉暴露無遺。日本為什麼要侵華?為什麼攻打美國?學界認為,軍部為了奠定在內閣中的權利,就要不斷提升自己的重要性,陸軍與海軍在政壇上爭寵,於是就有了日本的雙線作戰。太諷刺了,亞洲戰場、太平洋戰場上數千萬人死於非命,就是為了軍部的政治野心。

由於新聞不自由,媒體在當時被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坐在辦公室的知識份子,天天在宣揚著「大東亞共榮圈」,歌頌英雄,歌頌戰爭。尤其是「玉碎」這個詞,反復出現,令人覺得死亡是一件非常唯美的事情,千方百計將暴力、戰爭浪漫化。小說中,老兵武田就與一位元報社記者有一段激烈的爭論。他說:「我認為你們報社應當負主要責任,大部分國民受了報社的煽動。」我想,在當時的體制下,報社想獨立發聲是不可能的。對此,我翻閱了李卓博士寫的《沉重的媒介——侵華戰爭時期日本報界的法西斯化過程》,此書還原了報社從抗爭到妥協、到淪為政府宣傳工具的過程。當時根據「總力戰」推行的需要,千方百計地加強對新聞報導的管制,壓縮言論自由的空間,制定言論統制法令、法規,完善言論統制機構。這樣,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一種思想——那就是「開戰」。這種輿論氛圍造就了集體狂熱。所以,日本走上了歧路,就再也不回頭。

當日本全線潰敗之時,有人提出了神風自殺襲擊方案。且不說能取得多大的效果,對飛行員來說,就是死刑判決書。作決定的人,當然是軍隊的高層。他們也明白大勢已去,叫飛行員送死,是為了面子上好看?展示日本國的風采?笑話。

但死的不是他們。「他們對特攻隊員說,你們並不孤獨,我也很快會跟隨你們的。」他們一個也沒跟著去送死,在戰爭結束後,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當時,有一位反對自殺的軍官,他叫美濃部正,他在會議上大聲批駁這種想法。要知道,抗命是軍人的禁忌,他的反對是冒著生命危險的。我查了這位軍官的材料,他雖然此前也參與過不少侵略戰爭,但這一刻,他至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包括宮部,他在戰爭最後階段參加了特攻,這個精通圍棋、彬彬有禮的男子,被撞得支離破碎,死得極其慘烈。諷刺的是,他攜帶的炸彈,居然沒有爆炸。

【五】

如果是現在,日本要發動戰爭,多少人持積極態度?有國際機構作了一個社會調查,結果答案只有15%,在所有參與統計的40多個亞洲國家位列最低。

因為在這個時代,年輕人都認可宮部的想法。戰爭、暴力,無論出於什麼理由,都非常牽強。「很難想像拿槍對著一個人,哪怕你是軍人。」我記得一位年輕的日本留學生,曾在一個文化沙龍上這樣說過。他連美國的反恐戰爭都不贊成,令中國學生都感到愕然。

      (齋藤邦雄漫畫作品)

日本漫畫家齋藤邦雄,在1941年被強征入伍,被迫參加了對華戰爭。戰爭結束後,他將自己的經歷繪成了漫畫《陸軍步兵漫畫物語》。畫中,他畫了侵華日軍的狼狽下場,包括被豬追趕、遭遇地道戰、半夜鬧鬼等。該漫畫在日本相當暢銷,被評價為具有「自嘲精神」。可見,作為個體,日本人並不好戰。這與《永遠的零》不謀而合。

回看中日關係,我們常常進入一個誤區,就是痛恨日本這個民族。實際上,日本普通百姓與我們一樣,除了語言、習俗有點不同外,其餘沒多大區別。

在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缺乏新聞自由的等級社會之中,不僅個體沒有自由,同時也可能是戰爭的發源地。極權主義的幽靈,如人類歷史一樣長久。有時它會依附在日本人身上,有時會依附在德國人身上,甚至也有時會依附在我們身上。它會傷害自己,也會傷害別人。它是醜惡的,但又有蠱惑性——「它有美妙的身段」。它會以集體的名義,排斥一切個體,它會強調集體之美,矮化個體之價值。它會採取一切動人的辭藻,說服你使用暴力、發動戰爭、自我獻身。它會告訴你,你奉獻的是人類最美好、最偉大的事業。所以,讓你義無反顧地去送死……

1795年,康德曾寫下著名論文《論永久和平》,提出了一個概念:大多數人們永遠不會在投票中支持發起戰爭,除非是出於防衛。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是共和國,戰爭便永遠不會出現了,因為先行的侵犯永遠都不會產生。」這一說法在上世紀中葉突然在國際政治學界受到重視,成為了著名的「民主和平論」。絕大多數人民都厭惡戰爭,因為他們瞭解戰爭毫無意義,因為攻打別的國家不會對自己的生活帶來什麼私利,相反,自己或自己的親友還有喪命的可能。歷史上,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則相當常見,已經有將近1.7億人因為極權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戰爭是魔鬼。」每個人或者都會這樣說。但我認為,真正罪惡的根源,在於極權制度。「極權主義是一台巨大而嚴密的過濾系統……人就處於一種容易感到幸福的狀態中。」歷史學者、影評人魏勇曾寫道,「在那些被侮辱、被傷害的群體中,最有可能產生法西斯的擁躉,因為弱勢所以渴望力量,因為無助所以渴望英雄,因為受傷所以渴望溫暖,因為受辱所以渴望正義,這些訴求恰恰是法西斯承諾願意給予的。」

走上前線的這些人,卻是歷史的棄兒。

可見,民主的機制、以及民眾獨立的判斷,是多麼的重要!要是政府中、軍隊中、媒體中,都有像很多像宮部這樣的人,一起對天皇說「不」,以文字、以選票、以輿論,一起抵擋這場無意義的戰爭。那麼,日本還能走向侵略之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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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永遠的0》原著小說

百田尚樹所寫,講述青年佐伯健太郎對外祖父生前戰友進行探訪追憶,以探尋戰死的外祖父宮部久藏的過去。宮部久藏是太平洋戰爭期間一名零式戰機飛行員,他深愛著妻子,希望活著回到家人身邊,但最終被迫成為神風特攻隊成員,在沖繩島戰役中陣亡。2103年改編成電影,同時台灣版由替田出版社發行。

*作者為專欄作家深圳衛視高級策劃,評論員。(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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