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推向輝煌，需要的是有龐大權力的領導者，但中國需要這種以領導為基礎的輝煌嗎？以制度為基礎的輝煌，或許不如以領導為基礎的輝煌來得耀眼與效率，但制度才是長治久安的保險。現在習近平想追求輝煌，也應該思考輝煌背後的代價與風險，並以限制自己的權力與欲望來為中國建立制度。鄧小平是強人，但他駕著危船，且初步建立制度讓船得以穩定航行；現在習近平駕著大船，如果沒有制度，可能駛向何方呢？
矛盾二：統一思想後的系統風險
習近平比江、胡都更重視思想上的統一，的確，從公司的角度來看，大家有共同的目標與戰略之後，力量才不至於分散。習近平強調四個意識，並以此作為人才甄補的標準之一，而且從十九大的人事佈局來看，可以說將來一切都是以習近平馬首是瞻。然而，統一思想之後，系統風險也相對提高，因為不論在個人或制度的層次上，不同的聲音都會被當成雜音而受壓制。
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幾乎集結了人類美好社會的所有用詞，然而，世界上沒有完美這件事，所謂魚與熊掌難以得兼。即使是民主國家，也是問題重重。任何社會都面臨資源有限、輕重緩急有別的限制，任何選擇也都有其犧牲。然而習近平思想對這些價值兩難，除了「堅決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外，並沒有任何系統性的論述，因此最終都歸到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又歸到核心身上。在此情形下，很難期待其他層級的領導會有主動積極的作為、發出不同的聲音或提出創新的做法，於是寧左勿右就會出現，這就是系統性風險。
在這種思維之下，中共面對任何維權的抵抗，或香港對自治的要求，自然會走向高壓之路，而不會思考其他可能的選項。我們也可以由此推測，中共維穩的經費只會越來越多，但能力總有極限。我們擔心的是，中共把這條路走成了不歸路，最終結果如何，恐怕中共自己也不樂見。
矛盾三：法治與黨治的矛盾
習近平強調全面依法治國，一方面是想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另一方面想利用法律，更嚴密地控制社會。然而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主要是靠制衡，包括獨立的司法、反對黨的制衡以及媒體的監督，但這些在大陸都付之闕如。
當初，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釋放社會力量，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中共一黨專政，擴大並深化貪腐及不平衡的發展。因為創造大量財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同時因為貪腐的擴大，激化了社會的矛盾。這是中共政權內在的弔詭（paradox）。這種內在的弔詭，中國模式無法提供制度解方，除非一黨體制改變。事實上，這種制度根本不會誕生，因此只有仰賴像習近平這樣的強勢領導，來調和此一內在弔詭。現在大陸反腐，靠的是習近平堅決的意志，一旦意志鬆動，貪腐恐變本加厲。這就是法治與黨治的矛盾。
在民主社會，法律既限制但也保障人民的權利，而且更重視人民權利的保障。但在中共思維下，法治是共產黨藉以控制社會的工具而已。在一個沒有司法獨立的體系內，談法治其實就是談控制而已。
習近平希望總結理論，底定中國模式，但這個模式的核心並非確定的核心領導，除非哲君或聖王的產生得以制度化，代代都是習近平。然而，這似乎又是天方夜譚。不論是中國特色、中國模式或中國方案，其成功與否不是看現在，而是看未來，這一切都有待實踐檢驗。劇本畢竟是劇本，實際上怎麼演，我們也只能走著瞧。
＊作者為前海基會副董事長，本文原刊《多維月刊》二月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