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思想文化界的泰斗余英時教授月前溘然長逝，令人悵然。余教授的名言是「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他還說，「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愛中、反共、批共，立場風骨清晰堅定。
筆者對余教授的思想和學術成就瞭解不多，但憑直感抱有一絲遺憾：余教授雖被譽為華人世界的「大思想家」，卻在當代華人／中國人世界的一個最重要思想課題上缺席了：台灣／兩岸關係。他雖然也議論過，但建樹有限。
對余教授的這一「抱憾」應該始於2005、06年前後。2008年，適逢「余紀忠講座」誕生首場，讀到媒體報導，心有所感，寫就下列小文。
「余紀忠講座」首場﹕「大師」同台的思維混亂
國立中央大學與時報文教基金會共同設立的「余紀忠講座」，6月30日舉辦了首場學術講座，邀請的是余英時和楊振寧，這種安排，不知是出於什麼用意？
余英時和楊振寧是兩個世界觀、風骨截然不同的人，余教授堅持民主的價值，堅持中國文化的正統傳承，因此也堅持對專制中共的批判，對中國大陸「中共文化」（而非「中國文化」）或「偽中國文化」的不屑與抵制，為此他至今不接受中國大陸的一再邀請，不踏入大陸境內，體現出世界華人文化圈少見的理念執著與風骨。
余教授堅持「民主」價值，不因「我們都是中國人」而與專制的中共為伍，這清清楚楚是將「價值認同」置放在「民族認同」，或「族群認同」、「血統認同」的「身份認同」之上。
楊振寧卻正相反，他是一個沒有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概念，而只有「中國人」的民族、族群、血統之「身份認同」思維的人，所以，對於中共的態度，他也和余教授背道而馳，很多年前，在中共的專制統治還相當殘酷時，就已到中國大陸定居。他只看到中共發展經濟，致力「中國強大」，讓「中國人臉上有光」，從來看不到中共的專制、反人權、壓制自由，他根本就不在乎這些，只要他個人不受壓迫就行。而果然，因著他的諾貝爾獎光環，他個人在中國大陸是受到中共極度的尊崇，遠遠超過他在美國的待遇。
說到在美國的待遇，或說對美國社會的個人感受，余教授和楊振寧因為世界觀的差異，感受一定也是南轅北轍。珍惜民主和自由，余教授一定覺得在美國的自由環境舒服自在，他一定無法忍受中國大陸的思想禁錮環境，所以他選擇定居在美國；而楊振寧，因為滿腦子的民族意識、族群意識、血統意識，一定覺得「中國人被歧視」，在美國是滿腹「受害者」的怨氣，所以他到了大陸的「中國人自己人的環境」就如魚得水，所以他才不顧大陸的專制，早早投奔中共了。
楊振寧是把族群、民族、血統的「身份認同」凌駕在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價值認同」之上的。
所以，請看「中國時報」報道的標題：余教授是「民主領袖要有人文素養」，談的是「價值」，而楊振寧，是「華人終會做出一流科研」，又是族群意識。
其實，楊振寧和民進黨雖然是陣營的敵人，思想上倒是朋友，都是族群意識至上，只是一個是「中國族」，一個是「台灣族」；而楊振寧和余教授其實是價值觀的敵手，余教授一定不願與楊振寧這種因為族群、血統相同而對專制政權「認賊作父」的人為伍。果然，據報，余教授是提前退場的。我想他是要避開和楊振寧同台說話的尷尬。老實說，如果我是余教授，我要麼乾脆拒絕參加這種講座，要麼，最起碼，講完自己的話就走人早退。至於余教授為什麼願意來，願意接受把他的名字和楊振寧並列，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難解的謎。
可是，這個活動歸根結底是別人辦的。主辦機構不知道這一切嗎？為什麼要這麼安排？是受到台灣所謂「超越藍綠」思維的影響，企圖「超越紅白」（楊振寧親中共，自然是「紅」，至於余教授的美國民主，我假設是白的）？能超越嗎？
這是我對這個「余紀忠講座」首場的第一個感受。第二個感受是從余教授的演講看到他的視野局限，也再次看到華人世界思想文化的視野局限，那就是，只有民主與道德的訴求。民主是西方原創的，本來不是中國人的；道德是傳統的，不是創新的，它們都不反映台灣的新問題：偽族群衝突。這個議題以後有機會再寫。
到2008年時，筆者已經有了明確的「價值VS身份」概念，上列小文也用到了這個概念：余教授是「價值＞身份」，正確；楊振寧是「身份＞價值」，錯誤。
台灣／兩岸關係：「族群」是核心，余教授惜未涉入
「台灣／兩岸」課題牽連多個領域：政治、經濟、外交、地緣、軍事……，但其中最重要的還屬「思想」，是「思想觀念」決定政、經、外、地、軍等的走向。這「思想」中的核心，則是「身份／族群」，它既是島內黨派政治國家認同的核心課題，是「身份認同」，也是兩岸關係的核心二課題之一：除了眾所熟悉的「價值」對立 ――「台灣民主VS中共專制」，還有國人熟而不知的「身份政治」，亦即「族群身份之爭」：「台灣人不是中國人VS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台灣獨立／去中國化VS中國統一」。
關於「民主VS專制」的「價值」，華人／中國人社會瞭解得相當透徹，沒有問題；但對於「身份政治／族群政治」，華人／中國人社會普遍對其觀念模糊，認識甚淺，甚至本能地身陷其中，熱衷「當代種族主義／身份政治」的「種族詮釋扭曲」而不自知，從美國、加拿大、台灣、香港到大陸中國，無一倖免。台獨的源起，即是「種族詮釋二二八」，是將「專制政權殘酷鎮壓民間反抗」的「二二八本質」扭曲，「種族詮釋」成「外省人／中國人欺負本省人／台灣人」，亦即，將「專制鎮壓」的「價值矛盾」扭曲詮釋成「族群衝突」的「身份矛盾」。這操作本能出於／完全符合幾乎所有台灣人／中國人自古以來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種族詮釋」思維方式，故即便是反台獨的藍營人也無法在思想上明察、理論上釐清、實踐上說服台灣社會至今。台獨由此興旺，爾後更「出口」香港、帶壞港人，助生「港獨」，害慘香港的民主事業。可見，「族群」是島內與兩岸間待解的核心課題。
余教授身居美國，但擁有中華民國國籍，是「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與台灣淵源不可謂不深，故無論從個人感情身份的角度，還是出於華人世界「思想文化泰斗」的角色，他不可能不關心「台灣／兩岸」。但看了媒體報導他的談話，覺得零碎而層淺，似乎與坊間一般的「個人感想」無異。余教授著述甚豐，與台灣／兩岸相關的好像只有一冊，是1993年出版的《民主與兩岸動態》，為時論文集，非學術專著。余教授在書中對兩岸的論述似乎止於「台灣民主VS中共專制」；至於島內政治，雖然他也觸及台獨、本土化、省籍衝突等，且我認為他的看法方向正確，但顯然思想深度、理論創新、論述架構等皆不足。
「台灣／兩岸」不僅是華人／中國人世界的大課題，且早已上升為國際政治的熱點危機。說到底，無論是島內的「外省人VS本省人」、「外來政權VS本土政權」，兩岸間的「台灣人VS中國人」，還是大陸中國懟向全世界的「民族主義」，乃至在美國流行一時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追根溯源，其核心思維是同一的，都是「身份／族群」―― 這實在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思想理論重大課題，也是解開「台灣／兩岸」矛盾的「價值／民主」與「身份／族群」的「思想雙鑰匙」之一，值得將其內在的是非對錯釐清得如同「民主VS專制」般地清晰且普世。余教授雖也關心「台灣／兩岸」，卻因未涉入「族群」，「思想雙鑰匙」缺了其中一把，沒能做到中國人社會「自己的思想課題自己解答」，殊為可惜。
＊作者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