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文學家馬克．吐溫曾言：「歷史雖不會重演，但總是押著相似的韻腳。」
透過細數近百年來的案例，我想能和這句話對上的例子已經是不勝枚舉，比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起因於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興起和侵略，兩次戰爭共計造成了數千萬計傷亡。
兩次世界大戰並未結束戰爭
極具諷刺的是，這兩場戰爭都曾被當時的人寫下了：「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如此的結語，然而事實的結果，卻是近於背道而馳，一戰的結束伴隨著龐大的賠款金額，催生了激進的法西斯主義，引發了一場規模更大的全面戰爭，而二戰的結束則造成了西方由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與蘇聯政權的對抗態勢，進而導致兩場代理人戰爭：韓戰與越戰的產生。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宣布美軍將在8月31日前完成所有的美軍於阿富汗的撤軍行動，並正式於8月30日為20年來的阿富汗戰爭畫下句點，並且提到美國已經在當地完成了讓賓拉登伏法的「主要目標」是時候讓美國從這場戰爭中抽身了。
國內外有不少媒體將此次撤軍與美國在1975年4月30日從西貢撤退疏散當地美國人民的行動相形對比，指責和懷疑此撤軍行動的疏失和過錯，更有些人開始質疑這近20年的戰爭，美國究竟得到或失去什麼？以及，美國的盟友會不會在哪一日，會因為美國在當地失去國家利益的同時而選擇背棄了當時的同盟盟友？
歷史在不斷地進行下去，如今的我們也是現代歷史的參與者，但是每當我們回頭審視，卻感覺總是如此的熟悉和無法阻擋。近日，每當我在翻閱這些歷史書籍或是檔案的時候，總有個想法讓筆者不禁好奇，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這些相似的衝突和對立不斷發生？
美國二戰後意圖建設「民主壁壘」
筆者為了探尋這個問題可能的答案，因此打開了由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試圖嘗試尋找這些錯誤可循的「規律」，有沒有方法能夠去避免？而這正是本篇文章所希望去探討的。
在《史記·齊太公世家》有以下記載：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山戎攻打燕國，而燕國向齊國求援。而齊桓公率軍擊退山戎之後，燕莊公送齊桓公一路回到齊國境內，齊桓公說：「自己非周朝天子，諸侯相送是不越過邊界的，我不可無禮於燕國。」於是將燕莊公所行過的齊國土地皆送與燕國，而各路其餘諸侯聽聞該訊，皆服從於齊國。
這段文字所帶給筆者的印象深刻，不單單是因為所謂中華文化裡的訓範裡經常提到的「以德服人」，齊桓公的這一項行為筆者認為更像是如今大國對於其他國家所做出的行爲性影響的絕佳例子。
縱所周知，在1945年二戰結束的那一年，各國因戰爭的耗損百廢俱興，更有許多民族國家剛擺脫殖民母國的控制，此時美國占比全球GDP比例近三成，且有著強大的工業基礎。
於1944年建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更是確立了美國的經濟實力，進而將金援不斷輸入各國，包含了歐州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以及對亞洲國家的重新建設與經濟刺激，意圖在於建設一個「民主壁壘」以對抗蘇聯與中國的共產政權，同時創造一個全球性的民主體系與經濟市場，將美國的影響力擴增至世界體系。
然而，這樣對於他國的大力支持和軍事援助，仿佛如齊桓公願意因道德理念制約因而選擇割地出讓部分的國家利益一般，在國家強盛之時，此一行為可有效宣傳自身國家的強盛與威武，以及推行共同的價值觀與組織感。
但若將這樣的實行制度用於國家衰落之時，這樣的行為卻變成為了某種程度的「愚行」，不僅削落了國家有限的執政能量，更可能因為無法再度實行相似的戰略目標而帶來盟友的不安與叛逃，這層面的考慮已然成為了美國在中東各地區盟友的動盪因素，近一步削減美國在國際體系上的戰略邊陲地帶的影響能力。
二十年的反恐戰爭 帶給美國什麼結果？
在蘇聯解體後近乎獲得完全勝利的由民主自由體系為首的美國，近年來已頗現危機。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曾於卸任演說警告未來的美國需要提防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對國家的財政影響，如今看來當初的提醒所言不假。
美國在二戰後保持極高程度的支出軍費預算，在全球軍事方面維持最強的單極狀態，然而就在不斷拉升的預算下，美國的財政支出受其影響。根據布朗大學的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中心於9月1日所做出的研究指出單就從2001年至2021年的反恐戰爭中，美國已經耗費了8兆美元作為戰爭支出，足足是當前美國為了經濟復甦所推展的新基礎建設計畫近5倍之多。
就在美軍宣布完全撤離阿富汗之時，美國在國際影響上的對手：中國，正表達出願意協助阿富汗的高度意願，這樣的行為並不難理解，由於阿富汗具有十分豐富的礦藏，以及對於中國發展一帶一路上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
但我們同時也必須了解到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穩定度，以及當地的恐怖組織尚未完全消失，以及鄰國巴基斯坦的影響等等。阿富汗在上個世紀有著「帝國墳場」的稱號，英國、蘇聯皆曾陷入，並付出慘痛代價，而這些挑戰勢必在未來也是與這塊土地接觸的國家需要去面對的。
中國在阿富汗會重蹈美國覆轍？
那麼中國是否有可能會重蹈美國在這20年來所犯下的錯誤，甚至是踏入因過往所為導致的道德制約，一如先前所提到的「齊桓公陷阱」？筆者則認為有待觀察，其因如下，中國若僅以經濟要素作為合作考量，受到的阻力會比美國要來的小得多，因中國無需於當地建設一個自由民主體系的政府，意味著阿富汗政權僅需維持一定的穩定程度，以供雙方達成經濟利益即可，而無需類似於美國迷失在是否要為當地建設完整的民主政府體系或是僅完成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目標中。
中國如今與阿富汗成為戰略盟友的原因在於不單單是因阿富汗豐富的地下礦藏，阿富汗國界與中國的新疆接壤，而阿富汗也是維吾爾族人組織的活動場所，意味著和阿富汗接觸不僅能有利於經濟要素，還能加強控制新疆的恐怖組織活動，但是神學士政權能否維持穩定性以及和中國的合作意願等要素，這都是極大的可能變因。
誠如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近日於《經濟學人》一文中所寫：
因為美國人搞不清楚為何而戰，以及無法在美國政策中將這些目標結合起來。⋯⋯當一個軍事目標過於絕對且難以實現時，政治目標將變成過於抽象且難以捉摸。⋯⋯這樣的戰爭註定失敗。
從過往近20年的歷史來看，美國所參與的中東戰爭最終是因失去了清晰的戰略目標而收場，而這樣的局勢帶給美國的結果僅是圖利於少數人的經濟利益，且為國家和人民帶來沈重的經濟負擔和失去生命的風險，以及盟友因見於局勢的改變以及美國維權力量的衰落，而對自由民主社會失去信心，其影響程度可見一班。
中國在可見的未來對於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日漸增加，則勢必受到同樣於美國曾經面對的挑戰，而中國能否用不同的政治體系以及權力手段去避開美國曾陷入的道德制度陷阱，則有待我們這一代人去仔細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