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第三次分配就是發展慈善，鼓勵公益行業外，也透過稅制來增加企業或個人的慈善捐款或遺產贈予稅的徵收。但這樣的捐款若變成強制性攤派，分析人士說，私企將面臨慈善勒索。
黃健群說，三次分配規劃中，第一、二次分配相當符合規範，有理有據，但第三次分配至今不僅沒有法源，如，遺產法或贈予稅之規範，也沒有配套。但現在中共中央經濟會議一聲令下，不少企業都很有默契地自動捐款，再次證明中國是個人治的社會，法治精神不足。
不過，黃健群說，中共打擊富人，整頓市場亂象，包括禁止私人補教業，似乎獲得民意的普遍支持。而且，在一片監管整肅和財富分配聲中，他認為，中共也已經同步出臺一些力挺民企發展的利多消息，包括，公佈外商投資的一減一增，也就是，負面清單的減少和鼓勵清單的增加，以放寬外商經營金融和服務業的限制。
他說，雖然習近平近來一反改革開放40年以來只談發展、少談分配的基調而傾向支持分配，但中共在整體經濟政策規劃上，一貫會在發展和分配間會取得平衡。
劉鶴挺民企？商界觀望
黃健群說：「在整個經濟、產業政策本來就一直在談到底是先發展、或先分配的問題，那，習（近平）比較傾向先分配，強調分配，但是強調分配會斲傷這種發展的力道，所以，另外一個力量又會上來，所以坦白講，這是一個叫動態平衡。」
中國富豪所面臨的政治風險是否真的擴大？中國內部的分析人士倒是不以為然。
位於北京的致遠國際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以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阿里、京東、拼多多三大企業都已發展到了一定規模，「創始人的思維範式和能力未必適合新的發展需要，每個人都有侷限性，找到合適的經理人或繼承人進行新的突破是正常的需要。當然，當前政府的新政策對自由成長發展起來的企業家來說也有不適應的地方。」
王欣說：「這一波整肅是對壟斷企業的一次整理，也是對大的互聯網企業（往往也是大的資本）未來發展方向的一次調整，是從虛向實、打擊壟斷、規範資本的措施，具體未來資本和大型企業的發展空間如何還要看未來的政策，但大方向基本明確了：從虛向實、專註一個領域和服務社會、共同富裕。」
不過，對於劉鶴挺民企的宣示，王欣說，商界一般還是會觀望，因「總體上是看最後的政策落實和執行，」例如，對中小微企業的具體減稅政策將會受到歡迎。
對於劉強東到底是「主動下臺」和「被下臺」，王欣說，很難區分，因為大型企業創始人的位置變化總是充滿各種原因。他說，新人新政也不一定對公司形像一定有好處，例如阿里巴巴執行長張勇上位之後，外界對阿里的形象認識沒有看到多少張勇的因素。
王欣說，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比較薄弱，如果通過「共同富裕」的要求，企業更多地投入社會責任和各自的形象與品牌，對企業的經營升級和品牌來說都是好事。不過，他也說，企業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投入應有相對應的激勵機制，如稅賦抵免方面，另外，企業也要在公益慈善的投入方法上提高專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