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默默無聞的轉變是很重要的：這代表了藝術家進入了社會資本網絡的時刻。文化資本則是某種履歷。人會想要爬上越來越好的位置，以便能夠展現在履歷上，而這後來會讓個人在某個特定領域有一連串可運作的關係。當個人取得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通常漸漸地就可以更輕易地進入某個領域中更多的基礎結構。當然，這是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y）」。在正當化的不同載體（如博物館、火紅的雜誌、外百老匯的戲劇等）之間移動，強化社會資本累積的基本假設。因為與「酷」機構有了連結，藝術家也就變「酷」了。這種透過文化資本來追求社會資本的正當化方式，公認是想要擁有成功藝術生涯的先決條件。
同時該說明的是，社會資本並不是只跟有野心和有前途的人有關。若真要區分的話，對於工作機會極為有限的文化工作者和行動主義者來說，社會資本可能更形珍貴。對於藝術和政治的「飄零族（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來說，每一次的對話都是一次可能的交易，每一次的互動都是一次機會。若想維持生計來支付房租和在餐桌上有食物吃，就會激發行動。
話雖如此，若是上述說法讓你深感是個乏味沮喪、名利至上的例子，那是因為某個程度而言就是如此。不過，如果我們把這個個人現象倍乘並放諸四海，就可以發現與文化生產相關的龐大全球動態。當全球各地的文化製造者拚了命想要獲得社會資本，以便能夠操縱權力，我們理解到正是這些過程影響了一個龐大基礎結構的發展。
然而，即使我們認知到這樣的事態在基本上無法避免，但對於解讀任何資訊可能表明的權力動態，我們也變得愈加老練。我們因此不禁對於特定的慣用語─攀上的關係、上過的學校、擁護的利益─都比以往更加敏感，我們甚至會試圖利用那些慣用語！因此，拓展人脈不只是一種管道來認識風趣或有用的人，更是一種方法來評估個人於權力之中的位置─以及個人在其中的流動性。
這些到底跟藝術行動主義和激進政治有何關聯？我們談到社會資本時，我們其實在說的是一套全球關係。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邏輯是陰險的，可是幾乎所有人（包括了社會運動行動主義者和政治藝術家在內）都已經不由自主地捲入其中，更被迫使它永久持續下去。這是造成人們彼此競爭的邪惡動態關係，且會澈底地壓制和破壞激進政治（畢竟，這2個系統最仰賴的就是信任和社會凝聚力），其影響是連「反情報計畫（COINTELPRO， 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也望塵莫及。
更機靈、更大膽的譁眾取寵 對革命者而言只是愚蠢
名利至上者對內部和自身的背叛可能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在社會運動和藝術行動主義的歷史中，卻留下了痛苦和殘酷的遺產。或許最為人所知的，當屬法國1968年5月抗議活動中所埋下根源的一段慘痛夙怨。當時的學生運動獲得了廣泛關注，因而需要發言人。丹尼爾．孔恩．本第（Daniel Cohn Bendit）後來素稱為「紅色丹尼（Danny the Red）」，事發當年正在巴黎南泰爾（Nanterre）讀書，這位德裔行動主義者擅長交際且口若懸河，成為了當時運動中較為激進群體的代表。情境主義者正以其最敏銳的眼光，定視著社會運動的奇觀，因此，當媒體把紅色丹尼拱成了口才流利的運動代言人，自然而然也就為他招來了情境主義者的敵意。《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後來在1969年6月號刊登了名〈孔恩．本第作為代表人（Cohn-Bendit as Representation）〉的文章。
丹尼爾．孔恩．本第是《情境主義國際（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的讀者，因不受戴高樂主義政權（Gaullist regime）的歡迎而聞名，他曾與哥哥合寫了1本書，書名是：《過時的共產主義：左翼的選擇（Obsolete Communism : the Left-wing Alternative）》。這本書受到廣泛推崇，是處理1968年5月到6月事件的佳作，但是是以英文發表。丹尼爾弟兄確實有他展現才智的時刻，但是對比於總是與他一起出現的官僚豬玀來說，這是必然的。很會譁眾取寵的人，總是會比他的競爭對手表現地更活潑、更機靈、更聰明和更大膽。然而，譁眾取寵之人的才智不過是革命者的愚蠢。
阿拉伯世界的躁動蔓延全球 占領公共空間的藝術形態萌生
2011年1月25日，5萬名抗議人士占領了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要求當時的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這個廣場的建造者是十九世紀的埃及統治者赫迪夫．伊斯梅爾（Khedive Ismail），他夢想著打造出尼羅河畔的巴黎，廣場命名為伊斯梅利亞廣場（Ismailia Square），此名沿用多年，但在1919年的埃及革命（Egyptian Revolution）後，這個廣場就被俗稱為解放廣場（Tahrir的意思是「解放」）。從2011年起，這個廣場成為埃及的一個龐大的新政治運動的營地和基地。這起運動是受到突尼西亞的抗議行動所觸發，當地的街頭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自焚，以終結自己的性命來抗議突尼西亞政府的腐敗，人潮衝入解放廣場引發了一個關鍵時刻，素為人知的「阿拉伯之春」就此展開。
隨著埃及人在廣場架設營地，聚集在解放廣場的人群越來越多。等到了1月31日，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群眾人數已經暴增至30萬人。群眾並不只是在廣場抗議，他們還在那裡睡覺、吃飯、唱歌和開會。由於他們位處埃及的中心，不論是軍隊、媒體、政府或周遭的市民，通通都無法忽略他們的存在。
突尼西亞的事件，以及隨後發生於埃及的行動，觸發了現在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運動，造成整個中東地區出現群眾革命，並讓4位統治者垮台。
「阿拉伯之春」也觸發了全球各地的空間占領行動——首先是「歐洲夏季（European Summer）」行動，然後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時代。在巴塞隆納和馬德里，占領廣場的行動持續了2011年整個夏季。群眾搭起了營地，儘管警察試圖驅離他們，他們還是繼續回流到廣場。
2011年9月，紐約市的氛圍也是如此，加拿大的政治宣傳雜誌《廣告剋星》在當時傳播著1份行動號召，要針對金融紓困，向華爾街的金融機構進行抗議。這個行動號召引起了廣泛的迴響，於是在距離美國金融中心只有幾條街的祖科提公園，開始了占領行動。剛開始的第1個星期，行動還在慢慢聚集人氣，隨著營地的規模逐漸擴大，原本鬆散的睡眠安排也變得更有規範。接著成立了全體大會，實行了不分層級的投票方法。隨著一些廣泛推廣的影像的流通，顯露了警力對和平抗議人士的暴力過度反應，占領行動迅速蔓延開來，先是在全美各地，然後就是全世界。當占領行動終於在2011年11月15日落幕的時候，全球超過900個城市都出現了各式的抗議行動。空間的占領找到了1種全球的形式。隨著公共空間的這些持續轉變，其所釋放的震撼、興奮和政治的迫切感，依舊在全世界繼續迴響著。
＊作者為納托．湯普森（Nato Thompson），作家和策展人，其作品主要關注於藝術、政治與城市的交集之處，曾擔任美國公共藝術機構「創意時代（Creative Time）」、麻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Mass MoCA）等單位策展人，執行許多大型策展計畫。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觀看權力的方式：改變社會的21世紀藝術行動指南》（行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