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回應時代必須更足智多謀:《觀看權力的方式》選摘(1)

2021-09-23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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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繁複的類別中,社會美學(social aesthetics)展現對人際與現實世界的關懷。圖為第25屆台北國際書展中的當代藝術創作。(顏麟宇攝)

當代藝術繁複的類別中,社會美學(social aesthetics)展現對人際與現實世界的關懷。圖為第25屆台北國際書展中的當代藝術創作。(顏麟宇攝)

經濟的巨幅改變,已經對構成藝術的事物造成深刻的衝擊。歷來的藝術家回應著自己生活的時代,而在20世紀初期用來構成藝術的工具,諸如影像創作、表演、設計與建築,在當今的廣告界和媒體界裡則是基本的技巧。事實上,相較於創意產業的規模和範疇,藝術家的創作顯得相形見絀。這就意味著,想要衝破文化生產的陰霾時,藝術家必須更加足智多謀,而這並不是個簡單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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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各地自認為是藝術家、藝廊、博物館、雜誌和藝術學校的複雜配置,如此龐大而多樣,以至於無法一概而論—至少我並不打算這麼做。我在本書裡聚焦的,是那些自覺地在藝術與政治的交匯處操作的藝術家。即使在這樣的資格限定之下,我們仍需要做一些歸納。從20世紀晚期到21世紀的頭20年,我們見證了國際藝術界的興起,其中,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這個無所不包的詞彙,取代了後現代(postmodern)一詞,用於描繪數不勝數的美學風格與歷史,它們橫跨國際藝術創作的廣大光譜,相互接連、碰撞與結合。整個1990年代,雙年展開始在全球各個城市興起,從廣州、伊斯坦堡到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隨著這個藝術邁向國際展覽的取向盛行,隨之而來的就是助長當代藝術市場和藝術本身的大量資金。

然而,我已經提過,儘管本書意識到雙年展的激增和新全球藝術市場的崛起,但書中特別關注的是作品觸碰到藝術與政治交集的藝術家。儘管這些藝術家之中,有些確實與市場的基礎結構和收益流量相互牽動(確實是如此,即使是非商業性藝術的論述與空間,也無法全然不受巨額融資的藝術市場的影響),但這些藝術家創作時所處的環境,有著格外獨特的軌跡。

關注人群與社會的行動藝術 社會美學啟動結構連結

其中特別要提及2個突出的藝術生產,這2者是重要先例,影響了近來大多數的藝術和政治工作:社會美學(social aesthetics)與戰術媒介(tactical media)。社會美學關注的是人(因此是透過人而生的政治),而戰術媒介則只將藝術視為擾亂權力的工具。社會美學多半與行動主義的關係較不明顯,而戰術媒介則是擁抱自身昭然若揭的行動主義基礎。這是2股不同的藝術運動,但都感興趣於把藝術帶進整個世界,並使用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訴說。正是這個共同的取向,使得這2個路徑對理解現今運作中的藝術與政治至關重要。

社會美學興起於1990年代中期。此時,藝術一下子變得更側重社會性和人際關係,毫不懼怕無形與即時的呈現。這是行動的藝術。這是涉及人群的藝術,且並非總是發生在博物館裡。這種藝術創作者的靈感來自於對大眾文化的高度質疑感受,故而強調的是即時的、個人的以及有時是政治性的層面。

社會美學強調的人際關係,往往發生於博物館或藝廊的環境之外。這是關注社會性的藝術。以「住屋者網絡(Tenantspin)」為例,它是丹麥藝術團體「超柔(Superflex)」於2001年的創作,地點是英格蘭利物浦的一處公共住宅大樓區。超伸展的藝術家運用網路播映技術(Skype當時還未發明出來)發展出了一個媒體頻道,供住民討論發生在住宅社區裡大小事。不論關心的問題是租金、待修設施、在地烘焙義賣,甚或是即將到來的卡拉OK聚會,「住屋者網絡」都是作為公民活動的觸媒而運作。沒有當地住民的互動,這件作品就不會存在。就本質來說,啟動社會性的事物就是藝術。

我們可以在整個20世紀中找到社會美學的前例:蘇黎世的伏爾泰酒館(Cabaret Voltaire)於第1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喧囂讀詩活動與表演;德國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於40年代和50年代的社會雕塑作品;50年代稱為「偶發(Happenings)」的狂野、轉瞬即逝的行動主義表演;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蘇珊.雷西(Suzanne Lacy)和梅爾.拉德曼.優克里斯(Mierle Laderman Ukeles)等第2波女性主義者的作品,都是個人、政治與社會的事物的深刻連結;黑利歐.奧迪西卡(Helio Oticica)與黎吉亞.克拉克(Lygia Clark)等藝術家的巴西熱帶主義運動(Brazilian Tropicalia Movement)的社會心理分析作品。儘管這樣的歷史前例不勝枚舉,可是社會美學不單是這一連串連結中的最新環節:基於此運動強調參與和社會性的部分,它可被視為對媒體和操弄式文化生產的疏離效應的必要回應。

2021年是波伊斯(Joseph Beuys)誕辰一百周年(DW)
波伊斯(Joseph Beuys)。

實踐與對話構建藝術形態 展現文化利害關係

社會美學產生了數個分支,而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法國策展人尼可拉.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所提出的「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不過,這個朝向社會的、以及有時是政治的事物的運動,有著許多不同的名稱和變化組合,包括了對話美學、社會實踐、新類型公共藝術等等。另一個丹麥藝術團體「N55」設計了1個可以推上街頭的行動屋;藝術家里克力.提拉瓦尼賈(Rirkrit Tiravanija)煮了泰式炒粿條讓博物館贊助者食用;奧地利藝術團體「關閉週(Wochenklausur)」設計了關注藥物成癮的公民工作坊。

社會美學或許欠缺了先前的藝術運動的政治效能,但是確實轉變了文化中美學的利害關係。居.德波想要脫離奇觀的想望,似乎在這些強調人際和即時的新藝術形式中找到了答案,或是至少有了回聲。社會美學將只會越來越重要。

社會美學擁抱了博物館牆外的真實世界之現實,於是也必然面臨由文化工業支配一切的環境。與此同時,戰術媒介(1種相關但類型不同的藝術)的藝術家則在具有鮮明政治性的領域發揮作用。

《觀看權力的方式》立體書封(行人出版).jpg
《觀看權力的方式》立體書封(行人出版)

*作者為納托.湯普森(Nato Thompson),作家和策展人,其作品主要關注於藝術、政治與城市的交集之處,曾擔任美國公共藝術機構「創意時代(Creative Time)」、麻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Mass MoCA)等單位策展人,執行許多大型策展計畫。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觀看權力的方式:改變社會的21世紀藝術行動指南》(行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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