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余英時的去世，標示著中國以外「20世紀儒家思想運動」的終結。接他手掌旗的，將是一群馬克斯的追隨者，在未來數十年中繼續榨取儒家思想的剩餘價值（並且我們估計，會把船開往相反的方向）。試論之如下：
《方朝晖：儒学与民主关系再思考》（節錄）
我们认为，儒学与民主关系中的理解误区主要在于：忽视民主只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政治制度安排，其在公民社会的合理性与君主制度在古代宗法制度下的合理性程度大致相当；从一种抽象人性论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产生的原因，不自觉地预设了民主是普遍适用于人类一切时代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民主就是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的尊严的方式，并构造了民主/专制二元对立的人为神话。（方朝暉為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原作者希望摘文以簡體字呈現，茲從作者議）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
他一生的理想，在恢復所謂三代聖王之治，也就是夏禹，商湯，周文王時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一個從天子，諸侯，戰士到庶民，大家各安其位的美好靜態宇宙。
他的思想，被後世朝代奉為封建統治的神聖基礎。
於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腦子裡，都被植入一個叫做「正統」的東西。
西方的政治傳統講「左右平衡」，東方政治講的是這個「正統」。
每個政權上台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搶奪洗腦權
每一個上台的政權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搶奪洗腦權，要設法把自己變成神聖法統的繼承人，成為人民心中神話般的「英明領袖」、「天命所在」和「大有為政府」。在1920年時，李大釗首次提出了變更史觀是現代史家責任的觀點。
到了193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提出了用馬克思主義的5階段論重寫中國通史。1941年，《中國通史簡編》正式成為唯物史觀、人民史觀、英雄史觀等等史觀的濫觴。近年來，「史觀」這個詞也在台灣熱到發燙，成為絢爛奪目的彩色光譜──中國史觀、台灣史觀、漢人史觀、原民史觀、南島史觀、東亞史觀等等，紅藍黃綠，令人目不暇給。
從國民黨的「大中國」思想到民進黨的「台灣主體意識」，還有對岸從極端的無產階級革命轉變到鐵桿民族主義，都是同一個邏輯：把持了歷史解釋權，就可以創造出權力的正當性。有了正當性，就可以把對手打下地獄，讓掌權者可以長期吃香喝辣高枕無憂。
以中共來說，在1949取得政權之後，二十幾年下來，共產經濟實驗的悲慘結果嚴重地威脅到了它的正當性，所以它只好回頭擁抱民族主義（並巧妙地名之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宣稱只有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
它把台灣人不要的孫中山、蔣介石撿了去供奉，並在各地大搞孔子書院的用意，就是在宣示它現在是中華歷史的「正統繼承人」了。（題外話：在這層意義下來看兩岸關係，我們可以說，國民黨過去所用的九二共識，其實是一種戰略攻勢，意涵在「我不承認你的正當性，因為老子也是正統」。而獨立的策略，就成為戰略守勢，因為本土政權選擇了站在14億人的對立面來操作）
共產黨和民進黨在同樣的目標上「合作愉快」
台灣搞獨立，那正好就幫助中共證明了它的政權正當性，可以聲稱你的企圖是「西方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說你「傷害了14億人的感情」，於是它的權力就更穩固了。當然，台灣本土政權也利用類似的手法，把不那麼反中的對手打成「賣台」。就這一點來看，共產黨和民進黨在同樣的目標上是「合作愉快」的。
這不是孔子的錯，是他發明的學說太好用。
歷史第一定律告訴我們：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敗。我們的祖先是怎樣克服這個困難呢？這是孟子的教導：專制政府藉著不斷創造敵人而生存（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所以在位者必須不斷誇大威脅和升高對抗，民眾就會忽視官僚的貪腐和無能。
歷史告訴我們，儒家不存在「制衡力量」的概念。它對在位者所主張的約束，只有「聖人的良心」，除此之外，祖宗的家法、諫官的批評、臣僚的掣肘、人民的痛苦、史家的褒貶，皆不足以強制「天命者」的行為。
把「唯一正統」這個反智的幽靈消滅掉
從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到張君勱等人，這些「主張民主的新儒學家」中，並沒有人說得清楚「從內而外、從上而下」的民主是什麼樣的東西。余英時的著作《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對於釐清儒家的責任歸屬頗有貢獻，然而在談到民主時，他宣稱「民主的背後需要有文化支撐，而文化要靠人文修養來實踐」。余英時沒有解釋是什麼樣的人文修養可以支撑民主──能夠使他的老師錢穆無愧地接受朝廷的收編供養（他自己則被蔣介石拒絕），也需要一種「人文修養」吧?!
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我承認你有和我一樣通過選舉而執政的權利」。在健康的民主實踐中，政治人物不會否認對手的政治正當性。我想，必須還給孔子一個真面目，並且把每個人腦子裡「唯一正統」這個反智的幽靈消滅掉，未來的中國或台灣大概才會有實現「民主」的可能。要到什麼時候，兩岸新一代的儒學家才能夠為我們進行這場重要且必要的手術呢？
＊作者為科技業、歷史愛好者，關心明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