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讓人困惑的是，我們進入到一個相對比較現代、比較文明，對於疫病的了解也比過去清楚許多的時代，我們使用的卻還是中古世紀的隔離方式，整體社會透過對疫病的污名來隔離。台灣的隔離模式，生的時候隔離，死掉之後還要隔離，隔離到只剩下一個編號。這當然和整個社會對這個傳染病的污名化有關；很多亡者家屬也不敢讓人家知道他們的親友、他們的父母親、他們的兄弟姐妹死於染疫，因為他可能會被歧視，會被他的鄰居、同事懷疑你是不是一個帶原者、一個「不乾淨」的人。這也導致，即使已經有八百多位染疫死亡的人，他們的死因可能是疫苗不足，可能是醫療資源配置不當、救命藥品短缺……台灣染疫死亡的比率遠高於全球平均數，是不是防疫政策不當？是不是指揮中心瞎指揮？家屬即使心中存疑，也不敢有太大的聲音，因為整個社會對疫病的污名化，讓他們心生畏懼。
中國文化的傳統向來是死者為大，我們對於死亡其實是非常看重的，有很多很重的儀式去處理死亡的問題。也是透過隆重的儀式，把生者跟亡者做出連結，編織出生與死的緊密關係。一方面是記憶的歸位，透過儀式，家人親友聚在一起來共同緬懷、追思亡者，另一方面是賦予亡者應有的尊嚴，做為人的尊嚴。然則，當人死亡之後只剩下一個編號，亡者做為人的尊嚴被徹底剝離，親友生前不能相會，死後不能致祭，記憶被抹除，生死之間完全被隔絕，這其實在當代科學、文明的社會之下，這是多麼殘酷的隔絕模式！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尊嚴其實跟記憶緊密有關。一個人有尊嚴，往往是因為他在社會上、在家庭中有位置，他被記住，被看重，被懷念……但是這一切在台灣處理疫病的過程當中是完全被漠視的，做為人尊嚴，是被剝奪的。我相信大眾葬文化行動當中，一個很大的意涵，就是如何去詮釋這個距離，如何重新找回人的尊嚴。做為戲劇工作者，你如何看待台灣社會使用這種隔離方式來處理疫病？
文明的虛妄性
鍾喬：
基本上，講到文明這件事，一直存在一種虛妄性。譬如疫病，在國家管理中一定是用文明概念出發，串接上醫療科學。長久以來人們相信，透過所謂的科學或是文明或是醫學，這些人就應該被隔離，整體社會在刻意塑造這樣的疾病恐懼感，只要有恐懼，文明的虛妄性就一直存在。我們從漢生病(痲瘋)的例子瞭解到，原來醫學上早就知道，漢生病不會傳染，卻是採取了嚴格隔離的方式對待病人。這當然和我們現在的新冠疫情不一樣，新冠是會傳染的。不過，我們也看到，在文明虛妄性中，當權者採用的還是隔離這種最簡便的方式，讓記憶很快地被抹去，也因此無辜犧牲的人們就不必追究事情真相，政府也就免除了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