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8日到9月6日，台北市中山南路的「自由廣場」上，一群藝術家、文化工作者、社運工作者共同舉辦了一場長達十天，名為「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活動。1931年8月，抗日英豪蔣渭水醫師染疫逝世，他的同志們從台灣全島匯聚到台北的大稻埕，為他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葬禮，送行者超過五千人。在日據高壓統治之下，這其實是一場以葬禮為名的群眾示威遊行，當時留下了「死渭水嚇破活總督」的民間諺語。於今的台灣，自從五月疫情升溫以來，因染疫而死或因疫苗注射而喪命的人，總數已超過1500人，而當局的防疫指揮體系中又存在著許許多多令人不安的黑箱與黑數。
「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十天，也正是農曆七月的下旬(9月6日是傳統上所謂「關鬼門」的日子)，廣場上長達十天的活動，有文化藝術裝置和展演，有大眾夜談，有庶民與作品的日常對話。2021年的8月，也是蔣渭水大眾葬九十週年。九十年後，大眾葬以另一種形式再現於台北，這是對亡靈的追思，也是對疫情的反思。
林深靖：
鍾喬，做為詩人與戲劇工作者，你也參與到「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籌備工作，從8月28日到9月6日，長達十天的時間，諸多藝術文化工作者和社會運動工作者將駐紮在台北中山南路的自由廣場，為悼念新冠亡者以及共同思考疫情之後的新世局而集結。
投入廣場空間佈署以及行動詮釋的建築師、藝術家或文化工作者，除了你之外，還有謝英俊、陳界仁、尤俊明、曾啓明、田玉文、段惠民……等人的現場創作；王墨林、井迎瑞、朱天心、阮慶岳、呂欽文、趙若彤……等人也都在晚間的「大眾夜談」出現。除此之外，還有社運界熟悉的臉孔，譬如工人英雄顏坤泉、秋鬥總指揮林子文、自主工聯頭人陳德亮以及蘇偉碩醫師、珍愛藻礁公投領銜人潘忠政老師、撤銷高端疫苗EUA公投領銜人王文心博士……等人都在廣場穿梭。也就是說，這十天當中，在廣場出沒的，有建築師、影像游擊手、書法家、行為藝術家、戲劇導演、音像蒐尋家、小說家、紀錄片導演，其中多位還是威尼斯雙年展受邀的常客，是國家文藝獎的得主。農曆鬼月的廣場，文化魅影幢幢，社運老靈魂飄蕩，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不是生者召喚亡者，而是亡者啓發生者
鍾喬：
首先，先講一下我在「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參與，接下來介紹我在1990年代開始透過戲劇文化行動參與的歷史過程。 昨天，8月17日，我也在廣場，就在這個行動第一場記者會上，我朗誦了一首詩。詩，本來是一個關乎文字的事，但是當它在一個公眾場合被朗誦的時候，就轉化成文化行動了，因為公共性透過詩，被表現出來。
記者會上，我們看到書法家尤俊明，他用凝重的漢碑體為八百多位新冠受難者抄寫編號，用書寫的行動悼念新冠死者，他們孤獨死去，最後只能淪為一個編號。也就是說，文化行動本身是一個動詞狀態，行動前面有一個文化內涵，文化可以乘載的界面很多，詩歌是，書法也是。
但是，如果文化是導向社會變革，或是和社會改造相關的時候，它就賦予了行動的意涵。我們在賦予行動意涵的時候，我的劇場經驗告訴我：必需溶入時空的思考，譬如，書法變成行動，就有時空的關聯性；它本來是靜態的，但是如果進入公共空間，就有行動的意涵。
建築師謝英俊為「大眾葬文化行動祭」搭起的「大眾帳」，它本身是一個空間，若是沒有被賦予一些文化抵抗內涵的話，它就是一個空間而已，可以是做為其他功能使用的空間；但是，當它和文化，和文化抵抗的內涵連結的時候，這個空間就變成一種「場域」。「場域」和空間的不同，場域賦予空間「時間」的意涵，亦即我們是在時間的流動裡去觀照一個事件的發生，這個就是「大眾葬」的深層內涵。
大眾葬文化行動如何觀照疫情之下的犧牲者？染疫死難的這些八百多人，整個社會究竟怎麼樣去「面對」？基本上，我們的社會就是處在漠然、漠視的狀態，或許在官方刻意的宣傳下，任何一種疾病都會有死亡的風險，因此，風險來自於既有的疾病，而不是源於政府疏失而突發的疫情，官方藉此塑造了官方版的「安全」概念。不同意官方版說詞的人試圖去尋找真相，透過民間自主的路徑去尋找真相。也正是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讓這些不幸的往生者能夠生產出新的意涵。這個新的意涵可以讓存活下來的人得到啟發、啟示的作用，我認為這是大眾葬文化行動的重大意義。
大帳篷這個空間會轉化，因為我們賦予了包括朗誦一首詩、包括用書法書寫八百多位亡者的號碼，包括大太陽底下曾啓明推著點滴架撲倒於廣場滾燙地板的行為藝術，都變成了在這空間底下，因為場域關係所發生的「事件」。
大眾葬文化行動，也和「記憶」有關係。為什麼是記憶呢？一般地說，人的生命，亡者和生者是處在線性記憶的狀態；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線性記憶賦予流動的或是循環的概念，那麼亡者在我們的記憶裡面也會產生新的意涵；因為它就不只是一個線性的，很突兀地被剪斷的生命概念。
事實上，我們所規劃的文化行動比較不是生者在召喚亡者，反而因為我們建構了「場域」之後，亡者在啟發生者。活生生的人在疫情下無辜死去，真相到底是什麼？真相的追尋，就是我們行動的重要意義。因為，官方版的說詞常常就是模稜兩可，有太多黑箱、黑數！
此外，染疫往生者只剩下一個編號，軀體匆匆被火化，沒有辦法和親人告別，對生者而言，這難道不是一個啟發嗎？尤俊明的書法，他花費整整四天的時間，用漢碑體一筆一筆書寫八百多名染疫亡者的編號，亡者沒有辦法留下姓名，更何況具體的記憶！他的魂魄變成了一個編碼，可是編碼透過書寫的行動，轉變成追求真相的墓誌銘，這個書法就是文化行動！它在網路世界成為富含未來性的記憶。
讓更多的年輕世代，從一幅網路流傳的書法圖像，引發他們對疫情的思考：犧牲是應該的嗎？犧牲和我們整個治理的失能是不是有關，而全球疫苗壟斷下所形成的疫苗之亂，是不是有關聯，這都是我們要去追究的。官方不追究、主流不追究，就由我們在帳篷底下追究。我們的帳篷，只是一個很薄的空間，它並不是一個被保護得很好的室內，我們處在一個，一方面可以遮雨避風的地方，一方面我們與風雨在一起；其實這和人隨時可能遭逢的災難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們劇團到日本表演，日本朋友搭帳篷劇的時候，就說：帳篷是「緊急避難所」。所謂「緊急避難所」存在很多狀況，比如說底層的人，他們的生活無著落；比如說街友，他的身體和記憶都處在需要帳篷遮蔽的狀態；比如我們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災民也是處在這這個緊急需要遮蔽的狀態。然而，話說回頭，一旦發生地震，人們如果處在一個固定的建築底下反而是危險的，處在帳篷底下，則既能遮風避雨，又和風雨有著緊密關聯，人自身創造一個新的場域出來，這個場域其實也就是「大眾帳」的重要意涵。
這個空間，有事件的介入，也就形塑了一個有思考的劇場。然後，我們怎麼樣面對事件？其實，戲劇面對時間概念，一般的說法就是在一個時間的概念下，把一個故事放進來。但是這件事情在布萊希特(Brecht)那邊就做了一個轉化，不只是要放一個「故事」，更應該注視放進的是一個「事件」。事件跟故事有什麼不一樣呢？舉例而言，我們講一個車禍，如果是一個很窮的小孩，他清晨出門打工，不幸遇上車禍，撞擊他的人恰好是一個喝醉酒的、很富有的人。這個和一般的車禍，很可能就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們會去追究這個窮人家小孩這麼早外出工作的原因，車禍之後他的家人會遇上什麼困難？事情就可能發展成布萊希特所講的，具有「疏離效果」的戲劇。這次在廣場，我們以戲劇方式出發的文化行動，就是併合很多事件，把時間概念融合進來。這次的行動，時間概念恰好就是往生者對我們的召喚。
生的時候隔離，死掉之後還要隔離
林深靖：
布萊希特在戲劇上處理疏離，或距離的問題，運用舞台上和舞台下觀眾的疏離感激發思考。這次大眾葬文化行動，哀悼疫病亡靈，這當然也有「距離」的思考因素。人類歷史上爆發過多次重大傳染病事件，比較不同的是：過去中古世紀當然遇到黑死病、痲瘋病，通常就是採取把病人直接「隔離」的方式，台灣的樂生療養院就是用來隔離痲瘋病人的(現在叫漢生病)，過去對待傳染病，就是把病人隔離起來，有時其實是很不人道的「拋置」。
比較讓人困惑的是，我們進入到一個相對比較現代、比較文明，對於疫病的了解也比過去清楚許多的時代，我們使用的卻還是中古世紀的隔離方式，整體社會透過對疫病的污名來隔離。台灣的隔離模式，生的時候隔離，死掉之後還要隔離，隔離到只剩下一個編號。這當然和整個社會對這個傳染病的污名化有關；很多亡者家屬也不敢讓人家知道他們的親友、他們的父母親、他們的兄弟姐妹死於染疫，因為他可能會被歧視，會被他的鄰居、同事懷疑你是不是一個帶原者、一個「不乾淨」的人。這也導致，即使已經有八百多位染疫死亡的人，他們的死因可能是疫苗不足，可能是醫療資源配置不當、救命藥品短缺……台灣染疫死亡的比率遠高於全球平均數，是不是防疫政策不當？是不是指揮中心瞎指揮？家屬即使心中存疑，也不敢有太大的聲音，因為整個社會對疫病的污名化，讓他們心生畏懼。
中國文化的傳統向來是死者為大，我們對於死亡其實是非常看重的，有很多很重的儀式去處理死亡的問題。也是透過隆重的儀式，把生者跟亡者做出連結，編織出生與死的緊密關係。一方面是記憶的歸位，透過儀式，家人親友聚在一起來共同緬懷、追思亡者，另一方面是賦予亡者應有的尊嚴，做為人的尊嚴。然則，當人死亡之後只剩下一個編號，亡者做為人的尊嚴被徹底剝離，親友生前不能相會，死後不能致祭，記憶被抹除，生死之間完全被隔絕，這其實在當代科學、文明的社會之下，這是多麼殘酷的隔絕模式！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的尊嚴其實跟記憶緊密有關。一個人有尊嚴，往往是因為他在社會上、在家庭中有位置，他被記住，被看重，被懷念……但是這一切在台灣處理疫病的過程當中是完全被漠視的，做為人尊嚴，是被剝奪的。我相信大眾葬文化行動當中，一個很大的意涵，就是如何去詮釋這個距離，如何重新找回人的尊嚴。做為戲劇工作者，你如何看待台灣社會使用這種隔離方式來處理疫病？
文明的虛妄性
鍾喬：
基本上，講到文明這件事，一直存在一種虛妄性。譬如疫病，在國家管理中一定是用文明概念出發，串接上醫療科學。長久以來人們相信，透過所謂的科學或是文明或是醫學，這些人就應該被隔離，整體社會在刻意塑造這樣的疾病恐懼感，只要有恐懼，文明的虛妄性就一直存在。我們從漢生病(痲瘋)的例子瞭解到，原來醫學上早就知道，漢生病不會傳染，卻是採取了嚴格隔離的方式對待病人。這當然和我們現在的新冠疫情不一樣，新冠是會傳染的。不過，我們也看到，在文明虛妄性中，當權者採用的還是隔離這種最簡便的方式，讓記憶很快地被抹去，也因此無辜犧牲的人們就不必追究事情真相，政府也就免除了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我的看法是，將來在後疫情時代，人民會回過頭來去思考危機是如何發生的。其實人類社會面對危機的時候，通常也會想到轉機，轉機如何出現呢？透過檢討，疫病的階級問題，當權者失職失能的問題，如何被表現，如何找到危機的源頭？然而，台灣社會很冷漠，所以我們透過文化行動的方式，既是追思、悼念，同時也是召喚更深層次的思考，思考未來的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如何轉變，被掩蔽的真相，要透過什麼樣的路徑來揭露。
林深靖：
其實也不必說得太遠，1918年一次大戰之後，曾經爆發很嚴重的傳染病，我們現在稱之為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的傳染病，全世界死了大概有五千萬人，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光是作戰死亡的士兵也多達一千萬人，戰爭加上疫病的大規模死亡，整個歐洲幾乎變成一個廢墟。然則，也正是在廢墟當中，人們用心思考，有一些全新的東西冒現出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精神廢墟中，在歐洲爆發了一些對既有規範和既定體制提出挑釁的文化藝術形式，譬如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從幻滅與憤世中追求清醒，對於昔日野蠻傲慢的舊體制嘲諷戲謔，或提出犀利批判。 於是，整個文藝圈的醒覺、對抗，顛覆、翻新了陳舊凝滯的既定權力秩序。
這次Covid 19疫情，從2019年年底爆發，到現在將近兩年的時間了，全世界染疫的人數已接近兩億兩千萬，死亡人數已有455萬人，光是美國染疫死亡者就將近65萬，許多國家陷溺在疫病災難中，物資缺乏，精神空虛，顯然在這樣的巨大災難之後，舊秩序舊體制已無以為繼，人們經過質疑、反思、辯證，相信在文學、哲學、藝術上將會有新生、清新的力量蹦發出來。近日阿富汗的變局，很可能就是舊秩序崩潰的一個開端。鍾喬，你做為一個文化工作者，有什麼新的思考？
如何呈展出死亡這件事情的真相？
鍾喬：
你提到一次大戰和西班牙流感這件事情，我在民眾戲劇的文化行動上，有比較多的思考，來源大概和1968年的法國的學生運動有關，當時提出來的民眾性和美學性，就是以民眾戲劇做為文化行動的一部份。於今，在廣場上的「大眾葬文化行動祭」，所要推動的已不僅僅是社會對抗，固然社會對抗是既往社會運動的的重點，但是，當我們將它轉化成文化行動的狀態時，就會產生一個怎麼樣去創造民眾的變革的美學催促能量。
美學展現有很多方式，譬如說戲劇的、影像的、美術的、版畫的、書法的這些都是一種可能性，我覺得背後所涵蓋的重點就是運用文化做為載體，所以必須有創意、有創見，譬如透過一個作品，去說服當代社會更多的人注意到這件事情，因此不僅只是社會對抗，還涉及到人的生活空間、人的存在、人面對記憶的重要性，以及人們面對疫情，如何擁有更寬闊的同理心。
從劇場出發，民眾戲劇比較關注的情境就是儀式，儀式的出現，是在對於文明的反思，因為我們的當代文明只相信「隔離」，儀式卻是要讓我們回到一個「共同」之中。譬如，原住民的豐年祭，就沒有觀眾和演員的區隔，大家都可以共同參與，我覺得這是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一個重點。
譬如，積極投入到文化行動的陳界仁就在廣場設計有「大眾站」的項目，你只要人到現場，在大眾帳之下，站立，冥想，沉思，表達你的悼念。軀體現身，表達內在的思維，或者，藉由追思從亡者得到啟示，或者更進一步，藉由集體的、共同的追思，促成政府反思其失能，呈展出死亡這件事情的真相。
所以就在大眾帳底下，產生了儀式性、文化性的意涵，這是我對這個文化行動比較大的期待，就是一種當代的、生活的儀式。我們想要透過文化行動來抵抗，但是其實我們很容易被吞噬，吞噬得無聲無息，特別是虛擬世界的世代出現以後，更是無聲無息的，已經沒有辦法看到、感受到、體驗到別人的抵抗。當我在1990年代開始展開文化行動的時候，是在一個後冷戰、後革命的年代裡面，我到了菲律賓，到了南韓，我知道還是有一些人，從1960到1970年代，乃至到了1980年代，一直延續著社會抵抗的精神，他們在思考整個文化冷戰的情境之下，我們怎樣被編入這個所謂「自由世界」的歷史及反共陣營底下，然後我們漸漸的變成了一個馴服於社會規範的人……然則，到了此時此刻，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的開展，說明我們仍然具備某一種文化抵抗的力量，一種具有抵抗性質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