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最近宣布了一系列學校教育改革措施，包括減少低年級考試、班級年級排名，此前還重拳整頓教培市場。這些做法能否讓不堪重負的中小學生減輕負擔？長期研究中國教育和國際教育比較的學者、維也納大學教授舒爾特（Barbara Schulte）就此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為了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中國政府決定在學校中減少考試、評分，減少校外培訓。這是不是中國教育迫切需要的一次改革？
舒爾特：可以說數十年來，中國一直在嘗試擺脫跟著考分指揮棒的應試學習，最新的政策宣布也有這一背景。同時這也跟習近平政府目前的政策有關，當然教育系統的改革牽涉不同的利益群體，包括中央政府、省市縣地方政府、教育部、向政府提供咨詢的教育專家、學校、老師、家長。
對於減少考試和評分，社會早有共識，家長和老師也都怨聲載道，誰不希望減少學生們負擔呢？但問題是，篩選淘汰的壓力和升學的瓶頸——誰能上一所好中學、好大學，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從全國來看，仍然只有少部分人能進入確實能提供良好職業前景的中學和大學。我們看到，一旦政府規定取消某一考試，就會出現另外的替代形式，以便能體現出某些學生優於其他的同齡人。考試的壓力變成了其它形式的壓力，比如有的小學老師在家長微信群裡每天發布信息，匯報孩子的表現、用圖片變相排名等。即便不考試，還是能排出高低優劣。
德國之聲：我們看到，很多家長對減少考試和排名的做法並不滿意。他們擔心如果沒有比較，自己的孩子會在競爭中落後。
舒爾特：家長們擔心，學校或政府現在放松考試的壓力，但孩子今後在升學、高考時能掌握足夠的知識和應試能力？因此家長要求學校和老師教授應試技能的壓力沒有放松。我們看到，在一些經濟發達省份，比如浙江，出現了富裕家庭送孩子上私校的趨勢，因為部分私立學校不像公立學校那樣嚴格遵守政府的減負要求，更注重培養應試能力。雖然政府推出了一些規範、限制私校的規定，包括在收費方面，但選擇私校的趨勢仍然存在。
德國之聲：政府多年來努力給學生減負，但總的來說效果不佳，這次會有不同嗎？
舒爾特：關鍵的問題是，決定升學的重要考試的內容是不是會有改變？迄今有過不同的嘗試，比如在考試中更多考察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創造性，或提供音體美等“軟性”科目為選項，還有其它減少核心科目競爭度的小的考試規則變動。但這導致了很多家庭轉而在這方面巨大投注，比如讓孩子花大量時間學鋼琴、參加比賽，希望由此進入理想的大學。就是說，不管是考試還是其它的才藝競爭場，人們總會找到某種考核才能的形式，孩子的壓力並沒有減輕。
在這一點上，我們往往只想到城市裡的學校和學生以及中產階層家庭。但我們發現，一旦舊有的考試定制被弱化，或考試內容發生變化，農村地區、社會底層，包括民工家庭的子女往往處於不利地位，在新條件下他們的表現不如在原來“死記硬背苦學”的要求下。如果更多考核創造性和多方面才藝，這些無法提供課外班等有利條件的家庭的孩子就越吃虧。這是一個超出應試問題之外的涉及社會公平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認為，更為根本的問題在哪裡？
舒爾特：問題的癥結一部分在教育之外。在中國，要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就需要一個好大學的文憑，為進好大學，就要上一所好中學。如果拿德國作比較，在德國雖然總體趨勢上人民也更願意上大學，但你即便沒有上大學，接受職業培訓也是一條不乏吸引力的路徑，收入也足以成家立業，置房買車。中國政府雖然近年來也嘗試提高職業教育的地位，但對大部分寄望孩子有一份好職業的中國家庭來說，不上大學不是一個選項。另一種人生規劃在現有教育體系裡幾乎是沒有位置的，這就造成了僧多粥少的激烈競爭。
德國之聲：您覺得這種情況是否有可能改變？
舒爾特：還是我剛才說到，問題不僅是在教育裡，而是在社會其它領域。設想我們取消所有考試，最後還是要做出選擇——誰能上北大、清華、復旦？只要在這個社會裡，你是北大、清華畢業生還是一所無名高校畢業，仍意味著天壤之別，這個問題就很難解決。
另外，最近幾年有一個新的官方策略，尤其在習近平主政的背景下，教學大綱裡加入了更多意識形態內容。現在又宣布習近平思想進入中小學教程。這種做法中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經有過了，那時候是要“紅”不要“專”，這並沒有給國家帶來進步。
在我看來，教育改革的同時，必須努力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對職業教育項目投入更多資金。這方面在地方層面有成功的例子：職業院校與當地企業展開合作，讓年輕人看到，即便不走高考的獨木橋，沒有一所好大學的文憑，（接受職業教育）還是有機會獲得一份好工作。但這需要一個社會整體的變革，而不僅僅是教育系統或考試規則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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