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在民進黨中執會報告公司法的修訂，要增加「公司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的行為」，以善盡社會責任、環境保護等目標，因為「這些公共利益與賺錢一樣重要」。這種作法縱是無害亦是無益，只有兩字可說：無聊！
現在公司法對公司的定義是以「營利」為目的，第一條的規定是「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修訂後則除了原文外，在後面增加了一段文字：「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 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增加這段文字的目的，根據經濟部的說法是「另一層面之意義在於公司能永續經營」，「公司為社會之一分子，除從事營利行為外，大多數國家均認為公司應負社會責任」。經濟部做出解釋認為營利不只是股東利益，也是全部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唐鳳則說，在傳統的思維裡「社會公益」和「企業獲利」不但是兩回事，且常彼此競爭，就像拔河對立，甚至要求政府做出取捨。而社會企業可觸及到政府平常接觸不到的地方，可說是政府最好的幫手。因此，政府要解決社會企業的經營問題，給予經營者更多空間實踐理想，「社會企業的重點在於經營觀念的轉換，把獲利至上轉換成社會影響力優先」。
聽完唐鳳的報告，蔡英文的裁示就指出：唐鳳點出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最大差別，就是社會企業的主要目標，是要協助改善社會問題；而社會企業可以觸及政府平常接觸不到的地方，政府應該協助社會企業施展手腳、實踐理想。
這裡面存在2件事可以討論，第一個是公司法的對公司的定義，增加「應遵守法令及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 以善盡其社會責任。」增加這些文字，可以寬厚的說「也不是什麼壞事」，但意義何在？不覺無聊嗎？任何人、公司或其它法人組織，有那一個不需要作到「遵守法令」？
至於說也要遵守「倫理規範」，先問問什麼是「倫理規範」？有什麼明確定義嗎？如果沒有就據以入法，可以嗎？而說其可「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一來同樣碰上「公共利益」定義不明的問題，二來即使有全社會公認的「公共利益」，如慈善、捐獻、造橋、鋪路等，現在不是企業要作都能作，不作也不能強迫其作「不樂之捐」嗎？
經濟部增加解釋的「營利不只是股東利益，也是全部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其實是更不知所云、混淆加倍。請問何謂「全部利害關係人」？依照台灣惡質的藍綠統獨對抗，某家龍頭企業要去中國投資，是不是又要扯到對整體經濟、社會（全部利害關係人）的影響？於是兩邊又無邊無際的吵下去？但事實上投資與否就是根據對公司（股東）的利益、看法令允許與否即可，經濟部的「全部利害關係人」說，只是治絲益棼罷了。
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社會企業」─近年國外有人提出「社會企業」的概念，強調的是以商業方式解決社會問題，其得到的營收、獲利都可讓其運作持續，同時也不以投資人的獲利為最大目的。不過，要把社會企業入法或政策支持，同樣碰上許多定義含混不清的問題。
例如，所謂的「解決社會問題」是什麼？要作那些事才算是解決社會問題？這個社區沒有托兒所，在此開一家托兒所算不算「解決社會問題」？這個偏鄉的人連購物外食都不方便，在此開一家超商兼營麵店，是否也是解決這個偏鄉的「社會問題」？甚至蘋果公司、電信業者是否也能宣稱他解決全球「溝通」的問題，所以也是一個「社會企業」？
而且，這個世界未必存在著絕對的社會企業；宏碁電腦、台哥大無疑是傳統的營利公司，但如果他們為「彌平數位落差」，免費送電腦給偏鄉孩童、為偏鄉拉電纜時，是不是就有那麼一點一般人腦袋中的「社會企業」味道了？而某些慈善團體生產商品賣出，以支撐其慈善事業，可能被視為社會企業；但如果其藉此得到暴利，社會企業的味道是否就淡了？
政府與官員顯然忘了2年前戴勝益開了一家書店，宣稱是「社會企業」，還對外召募「志工」，結果引來一陣笑罵的案例吧？
至於唐鳳說「社會公益」和「企業獲利」常彼此競爭，就像拔河對立，所指應該是許多企業的外部成本問題。全世界解決這個問題早已有答案且行之多年，就是靠政府的法令規範、稽查處罰等方式，儘量讓外部成本能內化為企業成本。
例如企業的污染排放、污水放流、噪音等，都以訂定標準法令規範之，而非以「社會企業」方式訴諸企業道德、社會責任。如果有企業基於社會責任願意作得比法令規範更高標準，當然值得肯定；但絕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用「社會公益」、「社會企業」的理念宣導，來解決外部成本問題。至於蔡英文說政府要協助社會企業，既然社會企業難以定義，那就省點事吧。
法令訂定要簡潔、精準、有可執行性，公司法增訂「增進公共利益」、倡導社會企業，顯然違背此標準。難不成在行政院成為「功德院」後，蔡政府也要企業變成「功德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