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陪伴被害人走過傷痕並不容易，跟徐承蔭是同事的田豐聯合法律事務所法務主任林佳瑩說，很多被害人與家屬一開始都不太願意說什麼，台中牙醫診所命案王醫師遺孀鄒女士也是、多少人來關心慰問她都沒有哭，是某天待在王醫師的靈堂，一個學長知道她必須靠打點滴控制原先癌症病情、擔憂她是否因為摯愛猝逝無瑕顧及自身健康、問她「我幫妳打點滴好嗎」，鄒女士在當下想起王醫師生前愛護她的種種，淚水才終於爆發。
「那種關心不只是口頭上的『還好嗎』、『加油』，他是看到她身體狀況快不行了，想替她做什麼……」林佳瑩深知那個關心的重量非同小可，確實，被害人最需要的是靜靜陪伴、在旁觀察他需要什麼，「我會跟她說，想哭就盡量哭，不想講話就不要講、臉色不好就不好，畢竟，她那時已經沒有力氣去處理她的情緒。」
照顧被害人的情緒也包括媒體這塊。徐承蔭深知親友關注、媒體關切都會造成壓力，新聞報導的方向也不一定是被害人願意看見的角度，例如一些性侵案、糾紛案件的評價就相當兩極，就連慘死刀下的王醫師都被質疑過「為什麼不報警」──甚至有些加害人會在媒體前下跪道歉、在法庭卻是振振有詞說自己罪不至死，被害者與家屬看到當然心情難受，被害與加害雙方透過媒體認識彼此，更無對話之可能。
最糟糕的情況，是被害人不願曝光卻被媒體曝光了。就徐承蔭曾接手的一起家暴性侵案件，他都還沒收到起訴書報導就出來了，案情寫得鉅細靡遺，「雖然沒跟大家講名字，身邊的人不都知道了嗎？」他看到新聞當下滿臉漲紅、不知被害人能否承受，他嘆：「要新聞自由OK，但能不能多給被害人一點空間？」
徐承蔭也理解媒體的工作就是發新聞、尤其矚目案件，於是他替被害人與家屬撐出空間的作法，就是成為一個「通譯」的角色──案件發生之初被害人一方通常很難控制情緒，有些會怒吼「去死好了」、有些會指責凶嫌遊手好閒又無業，這些話語傳出去都容易被擴大解讀，因此徐承蔭會跟被害人與家屬反覆溝通確定想法、代擬新聞稿，既能將被害人的聲音傳達出去，也避免再受到攻擊：「這樣的話，受害人會有個心理建設、覺得被支持被陪伴……」
「被害人不是要取得多大的權利，只是希望跟被告有『平等』的地位」
總結來談被害人最需要的是什麼，徐承蔭說：「被害人要的是真相，有真相他就有機會被安慰到。」而在真相之外，徐承蔭希望被害人在第一時間就有國家介入協助，畢竟律師通常在提出告訴以後才會出現、徐承蔭做律師10多年也沒有陪家屬去解剖相驗過，被害人初期能接觸到的就是檢察官，檢察官有些會留意家屬心情、卻也有些是冷冰冰只談程序，如果第一時間就有人可以陪在家屬身邊，可以讓家屬更有機會被照顧好、更知道如何維護自己司法上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