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雖在各地有分會，大多只有兩名正職、其餘仰賴志工協助，人力有限下，呂莉玲一開始最困擾的就是該怎麼快速找到被害人與家屬。很多家屬會質問政府在哪犯保在哪，這問題直到2016年內湖女童命案（小燈泡案）後才有制度改革，由警政系統保護官第一時間聯繫犯保人員。
如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已經進展到可以第一時間接觸到家屬，協助家屬找法律資源、陪同偵訊做筆錄、檢察官解剖相驗時幫忙擋媒體並陪伴，但呂莉玲也坦言，人力有限下，犯保人員陪伴家屬的程度不太可能到社工的緊密度，該如何讓家屬願意接受心理諮商更是難題。
資源不足亦是極大問題，呂莉玲19年工作經驗裡也不得不養成向外界找資源的技能──曾有個家庭經濟困難到連安葬死者都有問題、犯罪被害人補償金卻要等被告確定有罪後才可以審理、犯保急難救助金最高也僅3萬元，呂莉玲就去找宗教團體幫忙；50多歲被害人被丈夫設局謀殺未果、家庭破碎無法獨自生活，呂莉玲去找大企業基金會、就業服務站協助；父親被殺害留下貧困年幼的孩子、孩子平凡的願望只是希望有床新棉被，呂莉玲就找記者來報導，隔天辦公室瞬間被民眾愛心物資塞爆，棉被、罐頭、生活用品、連內褲都有了。
呂莉玲的理想不只是陪伴被害人與家屬走過紛擾的司法過程、給資源，她更希望做到的是「生活重建」，讓被害人重新找回力量，即「賦能」，讓人覺得自己是有力量改變什麼的。例如2018年台中王姓牙醫遭思覺失調症患者刺死案件，遺孀鄒女士的盼望是：「不希望我先生白白被殺害，希望有人給精神疾病患者幫助。」於是，時任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中分會主委林坤賢找法律界人士陪鄒女士舉行公聽會、座談會推動相關修法，鄒女士不再只是「被害人」，而是苦撐傷痛也要奮力去改變社會的人。
這些工作都需要經驗與專業，但現實是犯保工作工時不定、薪資不高、無法長久留住人，雖然家屬金鶯很希望縣市政府也能撥預算到各地分會，呂莉玲道出無奈：「我們是在法務部底下的一個基金會，但法務部主要工作是打擊犯罪、主體在檢察官跟偵查工作，我們預算其實很難增加。」雖然上頭長官會覺得人力不夠找志工就好，但一些重點工作還是需要專業人員，「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你必須要花人力、給足夠的預算。」
被害人家屬真正所需：就算無法回到以前的生活，也要能重新找到力量
談起被害者家屬面臨的最大困難，身為家屬也身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志工的金鶯，最大感觸就是：如何重新接回原本生活。生活當然不可能恢復到跟「原本」一樣，但很多家屬連原本的生活習慣都失去了，不出門、不想接觸認識的人，甚至往後人生任何瞬間都不敢表達快樂，被囚禁於「被害者該有的樣子」──「社會氛圍讓他把自己框住了，但我們必須當個陪伴者、陪他走出他設的枷鎖，讓他知道重新拾回歡笑是『正常』的。」
